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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摘 要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但是关于刑事诉讼中律师在调查取证中所面临诸多的实际问题，诸如会见权的实现，申请调查取证的程序限制，讯问时律师不在场等等，甚至《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妨害司法罪中伪证罪、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设立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侵害了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调查取证自由。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推进调查取证权形成制度化模式，一系列程序性构建迫在眉睫。 　　关键词 会见权 阅卷权 取证权 　　作者简介：吴敌， 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32-02 　　一、应明确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即具有调查取证权 　　宏观意义上来讲，律师调查取证权包括会见权、阅卷权、案外核实搜集证据权三方面权利。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中提前至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起。由此，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具备辩护人身份，也由此应然的将具备调查取证主体的资格。但是我国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侦查阶段律师所具备的权利范围中，未明确规定律师调查取证权。第三十六条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不在上述权利范围之内。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获得《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保护阶段起点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同时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方式为批准制并将主体限定为检察机关和法院，排除了公安机关的主体地位。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那么可否理解为在案件侦查阶段，立法上排斥律师调查取证权介入。 　　综上所述，从构建律师辩护制度的侧重方向来看，1.亟需将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提前至案件侦查阶段，明确主体为公安机关。原因在于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开始阶段，而公安机关是直接搜集证据和相关案件事实材料的最主要部门，其所搜集到的案件证据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起决定作用，从对抗制的诉讼模式来看，搜集证据的权利也应维持平等公平，不应过分侧重搜集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加以忽视，这也是违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的。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2.应将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申请批准制修改为可直接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取证须经证人同意的取证批准制，从此法条规定可以看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征得同意才可以进行，也由此赋予了证人和相关单位拒绝作证的权利，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任何公民和单位均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法检部门作为取证主体时，证人受到强制性的作证义务要求。律师作为取证主体时，相对人的作证义务为“可以作证”。而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取证主体时，相对人的作证义务为“应当作证”。由此可以看出，取证权利的不平等势必会造成辩护人和公诉人在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同时，辩护人在自行搜集证据时，因为证据的问题，辩护人甚至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不利于辩护人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民主、公平、正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内在品质。保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于完善对抗制诉讼模式、保障被告人人权在与国家接轨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确立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口供作为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在侦查阶段，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强调口供定罪的条件下，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具有在场权，对于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监督意义。以此同时，有利于在客观上改变侦查机关以口供为中心定罪的侦查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通过改变侦查模式来达到丰富侦查手段，预防犯罪之目的。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在场权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在我国刑事诉讼整个调查取证过程中，直到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仅在法院主动调查核实相关证据时律师才具有在场权，但这些都是在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侦查机关已经取证活动结束的情况下，仅赋予法院对于证据具有调查核实的权利，上述立法目的可以看出，从案件侦查阶段到案件审判阶段的证据活动中，我国《刑事诉讼法》是采取律师取证消极主义的方式，否定律师的取证权。 　　英美法系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给予了立法的尊重较充分的保障，原则上在没有辩护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