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行为不宜独立设罪.docVIP

“危险驾驶”行为不宜独立设罪 　　摘要：危险驾驶行为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八）将飙车、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迎合了社会公众要求打击此类行为的舆论。但是，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有悖刑法谦抑性，会造成刑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和实践操作上的困难。通过解释和完善现有刑法规范，完全可以满足对高危驾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需要。因此，在刑法中单设危险驾驶罪没有必要。 　　关键词：危险驾驶；醉驾；过失犯罪；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62?05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汽车消费量逐年上升。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机动车数量已经达到376万辆，而且每天还在以1300辆的速度增长。而截止到2009年3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7亿辆，驾驶员超过1.2亿。[1]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正快速步入汽车社会。但是伴随汽车社会而来的却是大量的交通事故。有统计显示，我国机动车总量只占全球的2%，但年均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占全球的20%，是世界水平的10倍。[2] 特别是近年来，“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仅2009年1月～8月，全国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多达3206起，共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3]与此同时，一些危害严重、民愤极大的恶性交通事故案件借助传媒，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成都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南京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杭州胡斌交通肇事案、河北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等。面对一些“危险驾驶”造成的恶性刑事案件，司法机关认定的罪名不一，处理结果各异。典型的如对胡斌飙车肇事行为与孙伟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判决，前者以交通肇事罪认定，且对被告人胡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者则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一审对被告人孙伟铭判处死刑，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案件在学者间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刑法规定不足以惩罚危险驾驶者，建议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4] 有的学者认为，增设危险驾车罪很不理性。[5] 　　2010年4月28日，公安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该草案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即交通肇事罪，笔者注）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驾，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该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建议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等。”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可以说，“危险驾驶”行为独立设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公众对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的愤怒和恐慌，并要求严惩肇事者的舆论的需要。本文将从刑法谦抑性、刑法规范的逻辑体系、设立此罪的司法成本等角度来论证刑法不宜将“危险驾驶”行为单独设罪。 　　一、刑法中“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 　　“危险驾驶”行为不是一个法律用语，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广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是指以一切不安全、违反交通法规的危险方式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包括“一般性不谨慎驾驶”和“高危性不安全驾驶”两种模式。“一般性不谨慎驾驶”是指驾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对危险情况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或遇到危险情况时，本应该能采取措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而未能采取措施或者错误采取措施致使事故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应当是狭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即仅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6] 　　“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7] 社会危险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侵犯法益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很多，刑法不可能将这些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换言之，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