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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未来五年的发展动力 　　本期客座总编辑： 　　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十三五”在即，关于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动力以及应该注意防范的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理性判断中国增长潜力 　　《检察风云》：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趋缓，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待？ 　　樊纲：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看看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国有两次两位数增长，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从来是中国政府要防的。 　　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有个术语叫潜在增长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就没有产能过度利用和通货膨胀。总说中国过去30多年是高增长，但是如果把价格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去掉，也就是7%到9%之间，潜在增长率从来不是10%以上。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回归正常，并不是到了低增长阶段。 　　《检察风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有哪些？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何在？ 　　樊纲：按照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归纳，增长一般有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其中，知识、制度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这样才能够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比如说制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创造价值，因为制度改善效益。最直观的例子是农村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然后是知识，人类财富增长的根源就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的发展，原来的废石头现在变成了铁矿，从里面能炼出铁来作为生产原材料，这就是知识和技术创造的价值。 　　相当早的时候，增长模型就把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当做一种增长的要素。后来又加进了制度，现在研究劳动和资本之外就是研究知识和制度。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本，资源变成资本，里面都包含着知识的要素。 　　当年有一个著名的悖论，那时候大家分析说美国有那么多资本，输出的产品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劳动力工资成本占大头，是劳动密集型的。后来通过仔细研究，包括理论的进步，发现原来美国的出口不是劳动密集型，是知识密集型，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学毕业生生产出的东西，是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这就和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对应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今后确实还存在增长潜力。 　　《检察风云》：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越快转成消费拉动越好，但是政府部门似乎总是强调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整您怎么看？ 　　樊纲：人人都知道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但是增加消费不是政府政策能解决的，不是光靠政府搞补贴能解决的，涉及一系列问题，涉及70%的人收入比较低这一问题。这70%里面，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这两部分人群这两年收入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绝对水平仍然比较低。如果这些人收入不能提高，消费就不能提高。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提高底层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消费。简单搞个新农合、新农保那也没有多少钱，提高不了多少消费。根本问题还是要全国逐步统筹整个社保体制，这也是一个历史进程。背后的特殊问题，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历程太长了。这是中国一个特殊问题，揭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反过来讲，有些政府部门说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储蓄率那么高，你不投资，剩下的钱干嘛去，不投资就变成外汇储备，就会产生外汇储备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投，只好多投点基础设施，利用这个机会为未来打一个好的基础。但这样一来，效率自然低下，腐败也容易产生。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要努力去解决。我们也不指望它一天能解决，一年调整一个百分点就是一个成就了。 　　如何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检察风云》：我们知道有一种风险，叫做“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是最糟糕的典型，遭遇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政治动乱，经济发展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