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大国经济的脊梁.docVIP

国企是大国经济的脊梁 无论是道德论者还是经济论者，在唱衰国企之时，无一例外地把负面影响的罪愆强加在国企的头上。然而，他们却没有或者不想看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国企不应该也不可能为所有的缺失与痼疾买单。相反，国企在稳定一国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中所焕发的巨大作用被全然抹杀，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常的。如果说，这些批评者不是戴着有色眼镜，那么，他们一定是别有用心。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想在经济领域张驰有道地掌控经济的正确走向，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经济影响力，而国企恰恰是最有资格。国企在国家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参与人，还有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责任，因此说，国企是大国经济的脊梁，是实现经济独立、国家稳定的重要一环。 国企兼有经济属性和道德属性 道德论者把社会道德的滑坡强加在国企头上，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天然本性，自由资本企业的存在目标就是利润。勿庸讳言，它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也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逐利避害的本性也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破坏的隐忧。西方两次大的经济危机直接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要避免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动荡甚至是政治动荡，政府就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经济调控手段，两手空空仅仅依靠政策的引导，恐怕从深度和速度上都会有所欠缺，而这时候国企恰恰能够最快速最彻底地实现国家政策的示范，成为稳定经济的关键杠杆。 可以说，国企天生就具备了两种属性，一是经济属性，一是道德属性。她生来就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这常为一些专家和学者诟病。在世界各国，投资大见效慢的惠及民众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弱势群体就业生活保障的福利工厂等等，由国企来承担相应的角色已成共识。经济难以独立的小国或许可以没有国企，因为它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不强，不足以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冲击。但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国民的经济生活完全依赖自由资本企业，那么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就很可能依赖于外部经济的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将存在被操控的隐患。原苏联解体以后，以俄罗斯为首的各加盟共和国大力推行自由经济，迅速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私有化，随着国企全面的私有化，带给俄罗斯的不是经济活力的增长，反而是日趋下滑，时至今日，俄罗斯不仅经济乏力，甚至军事工业也面临崩溃，致使俄政府不得不走回购的回头路。 国企能够快速集中资源办大事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有计划地发展，何况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必须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措施，实现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提升。在大型基础建设、重大自然灾害、地区战略开发上，政府必须能够有效调控相关资源，做到有效掌控、快速反应，高效合理地协调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利益关系。在这一点上，国企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显然非常明显。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最早奔赴震区抢险救灾的是国企，最早爱心捐助的是国企，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承担主要任务的还是国企。中航工业多家企业、医疗单位奔赴抗灾重建第一线，履行了国企的责任。今年的4.20雅安大地震，中航工业又站在了抗震救灾的前线，不仅在自然灾害面前展现出了国企凝心聚力的时代精神，更以快速的反应机制拯救着震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大灾大难面前，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凝聚人心，快速调配物资，国企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高原天路、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投入大建设，也都少不了国企的身影。可以说，国企在这些大型投资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民企固然也能够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在可行性投入分析时却不可能不更多地考虑投入产出的个体利益。反观一直对中国国企颇有微词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救市举措就是以国家资本对大型困难企业进行股份收购。欧洲多国政府已在50个最大公司的一半中拥有直接控股权，政府对大企业进行国有化，通过大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化解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利影响，像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政府都是唯一或最大持股者。 国企发展具有长远性和稳定性 西方所谓自由经济学者常常鼓吹“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反对国家对一切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正是这种泛自由主义的论调才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一边是生活极度困苦的生产工人，一边是大量牛奶等物资的倾倒，社会财富的损失和经济物资的惊人浪费，上演了无数出人间的荒诞剧。国企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其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规划和举措更具有长远性和稳定性，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虽也会进行适时的调整，但不会像自由资本企业为逃避损害不惜以邻为壑加剧经济动荡。在近年金融危机中，实力雄厚的跨国垄断巨头们纷纷裁员，造成大量失业，而国企却逆势而为不减反增，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就业就是明证。 在航空、铁路、公路、石油、化工、冶炼、矿山等大型基础工业中，极易形成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