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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 要】本文首先大体回顾阐释学的发展历程，然后着重梳理当前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思路： 翻译的本体性研究、 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和误读的合理性研究。在回顾和总结现有的阐释学翻译研究的同时，作者指出其局限和不足：一方面忽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描写性，另一方面有把“阐释”泛化的倾向，最后对阐释学翻译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展望 1 阐释学 西方的阐释学研究源远流长，且不说古代，单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阐释学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就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著作和充足的理论资源。由于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科学，而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又是翻译绕不开的话题，所以阐释学和翻译研究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人们发现，从阐释学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就能够对翻译现象、翻译本质以及诸多纷繁芜杂的翻译问题得出全新而又深入的认识，因此阐释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就成了从事翻译研究的一把利器。 2 国内现有阐释学翻译研究思路 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学者更是把它精确地定位为始自1987年，认为这一年正是“中国译界初识阐释学翻译观的起始年”（西风， 2009： 58）。自此之后，国内的阐释学翻译研究新论频出，前后相继，在近三十年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中断过。 总结起来，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大体遵循以下几种研究思路： 2.1 翻译的本体性研究 不管在什么领域，本体性研究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在翻译研究内部，对于“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某个视角出发，必然会得出“翻译就是某某某”的结论。从勒弗维尔（Lefevere）的理论视角出发，翻译就是改写，从巴斯奈特（Bassnett）的理论视角出发，翻译就是文化构建，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出发，翻译就是解释，翻译就是效果史，翻译就是视野融合。 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翻译的本质展开了更深入的反思和探讨。在杨武能看来，翻译就是“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杨武能， 1987： 3-6）；在邵宏看来，翻译是“对异邦文化的阐释”（邵宏， 1987： 8）；郑延国认为“所谓翻译，实乃一种解释或曰阐释”（郑延国， 1996： 63）；朱献珑、屠国元则认为“翻译就是原作与译者的视域相遇、交流、碰撞，最终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 （朱献珑、屠国元， 2009： 108）. 事实上，不管是阐释也罢，解释也罢，诠释也罢，视野融合也罢，阐释学翻译研究对翻译本质的界定，对整个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之前的客观主义研究转向主观主义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对象为之拓展，研究视野为之开阔：从纯粹的语际翻译转向包括语内翻译、符际翻译甚至一切阐释性、理解性的活动在内的广义的翻译。 2.2 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在传统翻译研究话语中，由于受“模仿说”、“语言转换说”等思想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极端低下，“画家”、“媒婆”、“翻译机器” （屠国元、肖锦银， 1998： 28-31）等或多或少带有贬低色彩的称呼屡见不鲜。画家临摹，媒婆牵线，翻译机器自动生产产品，译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彻底无视。然而阐释学进入翻译研究之后，世人的目光聚集在翻译活动的从事者——译者身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 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引入了“前理解”的概念：“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可以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王岳川， 1999： 197）。海德格尔的“前理解”，连同伽达默尔的“偏见”，甚至包括后来尧斯的“期待视野”一脉相承，共同揭示了文本的多义性，理解的历史性，以及意义的建构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读者的译者对文本进行的解读必然是主观的，能动的，这也正是译者主体性的由来。 袁洪庚在《阐释学与翻译》一文中，从对“前理解”这一概念的分析出发指出“人类理解任何事物的过程都不仅限于被动地去接受，而是去参与—在理解中加入自己的意识”（袁洪庚， 1991： 36）。这一说法尽管没有使用诸如“译者主体性”之类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显露出译者参与意义构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这一倾向；屠国元和朱献珑则旗帜鲜明地用阐释学的理论来探讨译者主体性 （屠国元、朱献珑， 2003： 8-14）；也有学者用“主体性介入”来代替译者的主体性。“介入”作为一个动词，更具强制性和动态性，比“主体性”这种客观的描述更形象，也更深入：“翻译从来都是一种主体性行为，其主体性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吴迪龙、朱献珑， 2006： 200）。 总之，以上学者或许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参与”，抑或是“介入”，无一不是背离了传统的译学理念，摆脱了原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