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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转型需过四道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就此，我认为首先要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者总体设想。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到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将对深化全面改革、对今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依法治国的新局面。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这个规划总的考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但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从这方面考虑，我认为有四件事很重要，其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经营环境。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应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 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 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安全问题频出，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其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比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其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其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我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 要做到这些，需要加强研究力度，形成理论与思想支撑。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既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应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 不久前，我去看了96岁的安志文老同志，他说了三句话：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选择的改革路子很对；二是现在改起来的困难比以前要大得多；三是只要稳步改下去，是大有希望的。这番话让我感触很深，坚定改革自信，对全面深化改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