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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艺术的壳 “我们都别再装逼了”， 该到直接谈谈我们手上的“活” 好不好的时候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碰上全国美展开幕，外宾往往会被带去参观――那是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美术展览活动，很多中国艺术家都把它视为艺术生涯所追求的目标。最初几届全国美展的展签上没有英文翻译，曾有一个国家代表团在展厅里看了几百件风格类似、画法和主题也大同小异的作品后，以为是某位艺术家的个人展，当被告知这是全国一百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后，他们吓了一大跳。 两年前，蔡国强先生把这个“百人一面”的故事讲给当代艺术家徐震听。当时，蔡国强正邀请徐震参加由他策展的大型群展《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啊”，徐震听完这个故事后坐在工作室里感叹了一句，“不太注重艺术语言。” 蔡国强认同这个判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百人一面”的故事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这位以火药艺术作品而闻名的艺术家，长期在西方工作，他经常看到西方评论家在写中国艺术的时候，下笔突然变得特别照顾，说是中国特殊的背景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他和拍卖公司的人聊天，他们卖西方大师的作品，也卖中国当代艺术品，当蔡国强想听听他们怎么看中国艺术家的天价作品时，“他们说这是两回事”，这句话意味深长，“（卖我们的作品）那就是赚钱的，哥们！” 他拍了拍《人物》记者的肩膀解释说。 蔡国强不服气，他要解决“两回事”的问题，“我就感到应该把它拿出来当一回事，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里面就是一回事”。这一次，他亲自担当策展人，历时3年构思、策划，邀请15位艺术家，挨个剥掉他们“中国”的壳，拷问他们内里对艺术态度、创作观念、方法论和表现手法的想法，“这次展览的目标，不会因为是中国人，就不去评论他的艺术表现，中国人也是人啊，也是艺术家啊！我就是希望去中国化，不给优惠的条件。” 这场展览今年3月14日在卡塔尔多哈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开幕。3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参展艺术家之一周春芽把自己的作品《桃花园》带进热带沙漠。在此之前，大众对这位艺术家的第一印象是“贵”，2013年，周春芽的作品总成交额已达4.7亿元，那一年周春芽58岁，是中国最“贵”的在世艺术家。 不久前，周春芽在澳门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了12 张画，其中很多作品刚刚画完，布展时画布上的油画颜料都还没有干。这12幅作品没有一幅属于周春芽，都是别人几年前订的，他用来“还债”的。2006 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突然火起来，有些人估计中国市场会升值很快，当时以并不高的佣金向周春芽等艺术家订了很多画，“除非你当时不收钱，你收了，别人就要你还。” “哎呀，我都太烦了。我现在是恨死了，太压抑了。你欠别人东西的时候，特别压抑。我不能欠别人！”周春芽向蔡国强抱怨，“很难受，特别难受，主要是影响我的创作。”他很喜欢画大尺寸的作品，但现在画画都要受“还债”的尺寸限制。大概明年年中，他欠下的画债才能全部还完。他今年60岁了，油画和国画不一样，特别需要体力。 蔡国强邀请周春芽参加这个关于“一回事”的展览，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注意到作品的商业性。他与周春芽谈到齐白石，认为如徐悲鸿和齐白石这样一批前辈艺术家，本应更有成就，但后来一个给有钱人画了很多肖像，一个画了上万张虾，就是走了商业化的道路。周春芽有些理解齐白石的处境，“我估计他也其实不愿意画，但是别人要求他画，他又不好意思。”策展过程中，蔡国强提议周春芽可以在展厅中加上一些手稿展示，以求艺术的水准和力量压过商业性，“你就要让观众感受到现场的厉害，会心想：‘哇，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是，这边多哈的展览刚鸣锣开幕，国内的一条新闻，对比学画农妇王珍风200元一幅的桃花画和周春芽500万一幅的桃花画，立刻引起广泛讨论。舆论开始两边站队，支持农妇，要么支持周春芽。蔡国强摇摇头，他叹惋周春芽被人绑架，只能用价格，而不是价值讨论。“因为我们刚开始都以价格而欢呼，价格带领我们大家注意到当代艺术的存在。”蔡国强说。 他希望回到艺术的起点。展览筹备过程中，他关注了200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从中选出40多位，与每个人见面，提问，倾听，再从中择出周春芽、徐冰、徐震等15位/组艺术家。他把64岁的湖南农民胡志军的作品放在展览最开始。这是胡志军的第一次展览，也是第一次出国展，蔡国强选中胡志军，并非因为此人的农民身份，而是他的“价值”。这个3年前才发现自己雕塑才华的人，捏了成千个小泥人，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性爱姿势，作为对青梅竹马的亡妻的怀念，蔡国强从中感受到那种最炙热的原始情感。他请胡志军以一双完全不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眼和手，创作了600 个表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泥塑。“我希望一进去（展厅）很接地气，第一个梯田里面就是像《五百罗汉》一样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是一个土地上今天的生态。然后这些作品上面的那一个个泥塑提醒我们，要按艺术初衷、情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