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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帮与近代外滩文化 　　宁波商帮的历史渊源 　　明清时期，商人利用乡里、宗族关系相互支持，形成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称为商帮。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初期，其标志是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宁波药业商人在北京创立“鄞县会馆”，清初慈溪成衣行业商人，也在北京创立了“浙慈会馆”。 　　宁波有漫长的商业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狭小的宁波平原上就形成了外贸商埠。在唐代，三江口一带，因瓷、茶叶等贸易频繁，于开元25年（738年），建立州治，即明州，与扬州、广州、泉州并称为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为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明朝时期，是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便设在宁波。宁波商人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实行海禁，宁波地少人多，迫使人们竞相外出谋生，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民）十分之七在外谋生。这是早期宁波帮形成的历史背景。 　　宁波商帮，与垄断盐业的徽商、承办官银汇兑的晋商等不同，主要从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药业、南北货、钱庄业等。 　　清朝“康乾嘉”时期，擅长海上航运的宁波海商重获发展，除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外，还经营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南北贸易进出款项巨大、金融调度增多，使宁波钱庄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同治年间达到鼎盛，宁波城厢奉化江畔，短短几百米的江厦街集聚起六十多家钱庄，成为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之一，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说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宁波商帮成为可以与晋帮、粤帮、闽帮四强争雄的商帮。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是宁波商帮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新式身份，主动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买办即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宁波籍第一个买办是穆炳元。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宁波商帮新式商人以上海为基地，转而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涌现出一批产业“大王”，积累了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确立了在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谱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辉煌。外滩文化即指宁波商帮在这一时期主动参与时代变革的文明成果。 　　中国最早的外滩之一 　　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与广州、福州等地抗拒洋人入城经商不同，宁波在江北岸的外马路一带建立起“外国人居留地”。这一区域紧连宁波最繁华的三江口，又无城墙限制，商船和军舰自由进出甬江，对外贸易极为便利。这片江滩之所以称为外滩，是因为此处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英国人称为“Y-town”，音译为外滩，翻译音义兼顾，在中文可以理解为“外国人居住的江滩之地”。从此，这一新词汇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代名词，是西风东渐时代的中国城市新符号。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外滩开辟沪甬航线，其后有13家轮船公司先后建立船码头。此后，这一段1公里左右的港岸，取代了宁波从唐宋开始的三江口南岸和义路、江厦街一带石码头。1874年，招商局建造了靠泊能力约1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后又扩建停靠3000吨级的码头，近代宁波港海运码头的规模发展到顶峰。 　　现在，宁波外滩保护区范围东临甬江，南至新江桥，西界人民路，北到轮船码头，实际所涉及的区域面积远远超过保护区。目前保存下来较完整的近代建筑约有180多幢，主要为银行、金融、里宅等。有英国领事馆旧址（建于1842年），巡捕房旧址（建于1864年），浙海关旧址（建于1865年），天主教堂（建于1872年），江北耶稣圣教堂（建于1898年），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建于1903至1908年），宁波邮政局（建于1927年），通商银行旧址（建于1930年）等。民宅如严氏山庄、朱宅，老商铺“宏昌源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等共15处。这些建筑呈现中西合璧的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迥然有异，标示着宁波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变迁。 　　这些建筑在历史上形成了三个功能区域，大致第一层是靠甬江的外马路生产作业区，集中了报关行、洋行、仓库、银行等服务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第二层是中马路消费区，集中了旅馆、酒楼、娱乐场所、百货、照相馆、诊所、牙科等生活配套设施，为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服务；第三层后马路居住区，有领事馆、天主教堂、西式学校、里宅，以及小菜场、咸货店等。 　　宁波外滩文化的特点 　　外滩是历史上的水陆交通枢纽，从地域特征看，靠河靠海；从外部形态看，领事馆、洋行、银行等建筑林立，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宁波外滩是全国最早一批外滩，在一般外滩的特征之外，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又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宁波外滩是带有殖民性质的外贸港口。 　　开埠以前，宁波港便是南北航运停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