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主语是我，不是我们.docVIP

笛安：主语是我，不是我们 　　作为80后作家， 　　她获得了市场与体制的双重认可; 　　生于作家家庭，她比同龄人更能感受代际造成的观念差异。 　　人们期待她成为某种桥梁， 　　但她说只想也只能代表她自己。 　　去作协开会 　　 　　体制内的作家都知道“去作协十楼开会”是什么意思―新书出版后，即使印数很少、影响不大，出版社或者地方作协也会组织一批文学评论家，到中国作协大楼十层的会议室里开个研讨会―这是传统体制内必须完成的一个循环仪式。 　　“80后”作家笛安在2012年7月的一个下午完成了这个仪式。那一年，她的代表作“龙城三部曲”完结，在随后公布的作家富豪榜中，她以580万版税上榜，排名第11位。在她之前，很少有知名青春文学作家在中国作协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郭敬明没有，韩寒也没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接到参会通知时觉得挺惊讶，“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传统文学作家”。 　　自2000年以来，青春文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门类，逐渐占领图书市场。最初那几年，一本书只要贴上80后作家的标签就很容易出版。在他们之中，市场成绩最好的郭敬明，小说总销量超过千万册，他把读者定位在14-21岁的青少年，这个固定的人群成为他的忠实粉丝，也为他后续作品的影视化买单。 　　但因为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性，青春文学一直难以被传统文学界理解和接受，郭敬明也曾承认，青春文学畅销的同时，在文本、深度以及世界观的构架上是有缺陷的，“但笛安非常好地均衡了这两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保证了文本的质量”，郭敬明说。 　　笛安出生于一个传统作家家庭，20岁即在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她的出现让壁垒两边的人看到了和解的可能。与其他“80后”作家不同，她写的既不是残酷青春和另类生活，也不是反叛教育体制的话题性小说，而是讲述传统的家族伦理。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赞叹，“这个小孩儿笔力很冲，坦率说，某些地方看到张爱玲的某些影子。” 　　笛安真正进入公众视线，是2009年小说《西决》的出版，这个讲述北方工业城市里三个堂兄妹在家族漩涡中挣扎成长的故事，首印20万册，两周后即加印，当时她已经加入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成为签约作家，连公司楼下的报刊亭大爷也进了三五本书来卖。“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郭敬明对笛安说，“你从此不一样了。”如今，这本小说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在微博上，她拥有124万粉丝。2014年，新浪做了一个十大好书榜的评选，她在微博上转发这条消息之后，没有想到“我的读者们硬生生地、一票一票地就这样把我送去了一个最佳人气奖，那个都是非常严肃的10本书，然后都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啊，都这样的书”。 　　研讨会的召开则意味着这个年轻女孩获得了文学大家庭的认可，“笛安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和使命、责任，肩负了一个，我们这儿可能没干好，中断的一种新文学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怎么跟80后的写作结合。”文学批评家邵燕君在研讨会上说。刘恒发言时则像个大家长：“我希望孩子继续往前走，不辜负长辈的希望，我们完不成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是希望你为整个文学大厦、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你们的能量。” 　　三年后，面对《人物》记者，笛安谈起那场研讨会笑了起来，“难为前辈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再看一眼我的书”。32岁的她留波浪卷发，背香奈儿包，穿一件酒红色露肩毛衣，喜欢谈论生命中的故事、对文学的理解、创作的苦辛，但并不关心什么“使命”。媒体称之为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他们开心就好”，她笑着说，“其实是大家希望我去完成这件事……（但）你对写作的梦想完全不包括他们的期待。” 　　 　　很多人都喜欢问笛安，你们这一代年轻作家跟上一辈有什么区别，但她觉得“这个提问方式本身有问题”，因此拒绝为拥有各自不同记忆的一代人代言，“我只能说，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那个内心潜意识里的主语是我，但是50年代的那拨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那个主语是我们，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她同样难以接受父辈们把批判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重要因素，小说怎么能被当作武器呢，太革命年代、太工具化了。她希望能够改变文学界在她看来有些陈旧的审美标准―把记录时代、反映国家民族命运作为对文学的最高要求。“能不能暂时放下所谓的通俗文学也好，所谓的纯文学也好之间的那个界限，”她说，“我们先去讨论什么样的作品是一个好作品，一个好作品会带来一个好的故事。” 　　有一次在朋友的party上，一个几乎不看小说的IT精英问她，写小说是为了什么。笛安当时被问住了，对于一个不看小说的人来说，那些宏大的文学观解释不了任何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对我来说写小说真正的任务是要构筑一个世界出来，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世界。” 　　玻璃罩子里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