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对话：“事业合伙人与核心经理的关系”.docVIP

虚拟对话：“事业合伙人与核心经理的关系” A：德鲁克先生，我们已经讨论了事业合伙人和总部的关系、与客户以及分包伙伴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和事业合伙人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以前被称为事业部总经理的“下属”，现在当事业合伙人面对这些在核心岗位上拥有知识和经验的团队成员，你应该怎么做？这是否和“知识产业”、“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这些名词有关？我们知道，这些名词最初是在1960年左右，分别由不同的人同时创造出来。第一个名词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提出的，另外两个名词则是您首创的。在您看来，事业合伙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团队中的“知识工作者”、这些知识工作者和组织是什么关系呢？ 德：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力中新出现的核心群体?D?D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和服务工作者（service worker）?D?D的生产率问题，将会成为发达国家公司管理者所要面对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 知识工作者，目前普遍用来指拥有理论知识和学问的人，例如医师、律师、教师、会计师、化学工程师等，但成长最惊人的将是“知识技术人员”：电脑技术员、软件设计者、临床实验室分析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律师助理等。这些人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知识工作者。实际上，他们从事体力工作的时间往往比他们脑力工作的时间多，只是他们的体力工作依靠大量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这种知识只能通过正规教育获得，而不能通过学徒形式获得。 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劳动力，它具有下列3种主要特质： 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 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 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能获得“生产工具”，也就是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A：正如总部赋予事业合伙人巨大权力与责任一样，事业合伙人面对自己的核心经理，是否应该继续“分权”或者进一步裂变出下一个层次的“联邦制组织”？在查尔斯.汉迪看来，联邦制（federalism）与分权（decentralization）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分权意味着中央保持总体控制，同时把某些任务或职责交给外围部分。中央的职责是分派、发起和指导。组织越是对运营进行分权，进出中央的信息量就越大。联邦制则不同。联邦制国家的各个州就是其最初的创始人，它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有些事联合起来比单独行动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国防）。中央的权力是由各个部分赋予的，可算是某种逆向授权。因此中央的工作不是指导或控制，而是协调、忠告、影响和建议。这些都是跨国公司总部耳熟能详的词语。跨国公司经常被迫实行联邦制，因为子公司有地方优先权。联邦制并不是组织自觉自愿的选择。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自愿把权力从中央划归地方的。那么联邦制是如何进入组织的呢？在非连续性因素的作用下，缩小后的组织核心无法应对分散运作所产生的大量信息流，最后组织不得不停止对信息的要求，不再靠中央来运转一切，而必须开始放手，于是分权就转变为联邦制。”您的看法呢？ 德：首先，如果说“资本家”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整体而言，知识工作者是新生的资本家。知识已经变成关键且唯一稀缺的资源，这表明知识工作者都是拥有生产工具的。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工作者也符合传统定义下的资本家：在美国，他们通过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他们已经成为知识社会中许多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所有者。这是一个“员工社会”的带来。恰恰是通过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已经淘汰了“资本家”。 另一方面，有效的知识必须是专业化的，这表示知识工作者必须进行组织?D?D因为组织可以把各种知识工作者集合起来，使其应用各自的专业追求共同成果。因此，知识工作者把自己看成是“专业人士”，而不是“雇员”，与那些聘请他们服务的人平起平坐。 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处境混乱且令人迷惑。他们是唯一现在的资本家，唯一的“所有者”；然而，他们的所有权却没有附带权力。他们是唯一现存的“专家”，是操控性知识的唯一拥有者；然而，他们的知识却没有附带责任，他们的职能也没有附带地位。 对处在员工社会中的管理层来说，一个重大挑战是要把员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化为管理层合法性的坚实基础。管理层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要把员工的知识转化为他在企业内部以及工作岗位上的责任。这是一条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格言：“责任追随知识”。 A：汉迪认为联邦制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权力补贴”（subsidiarity，是罗马天主教会传统教义的一部分，1941 年“教皇通谕”里有这样的说法：“较高层的神职机构不应把理当属于较低层神职机构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偷取他人的决定权是不对的。”），它的意思是：权力应该尽可能赋予组织里最低的一层。他这样阐述，“权力补贴意味着交出权力，组织里没有人情愿这样做，但是处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