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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到目前为止，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完善之处。尤其是某些条例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监视居住问题、庭前会议制度等几方面做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庭前会议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法》是关于刑事诉讼的一部法律。它确保司法机关能够遵循法定的诉讼程序，规范自身行为，使得刑法能够顺利执行，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刑事诉讼法》，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修。随着刑事犯罪行为的增多，以及许多新型刑事犯罪形式的出现，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大修，经过这次大修，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前社会愈来愈复杂，新《刑事诉讼法》在具体实施时依旧存在若干问题，有着很大争议，还需不断完善。 　　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一）特别程序规定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虽然新法做了特别程序的规定，但并不完善。不管是针对未成年人，还是其他群体，既然是专门设置的特别程序，就应有其独立性和完整性。然而，从新法具体条文规定中可发现，依旧有不完善之处，缺乏系统性。对于部分其他法律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成果，以及倡导的做法，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体现。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太过简单，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模糊之处。比如新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只规定调查，并未强调是否形成调查报告，而此报告是裁量刑罚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新旧法中的某些规定存在矛盾冲突。 　　（二）监视居住问题 　　新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主要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执行者。第七十三条则主要对执行场所做了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第七十四条则规定了折抵刑期。 　　在以上三条规定上，法律界意见不统一，存在很大争议。首先，第七十三条“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若在住处执行，可能会影响侦查，所以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后，也可在指定居所执行。问题在于该如何理解“无固定住处”，是在中国领域内，还是在侦查机关所在地，空间领域范围不明确。结合现实考虑，嫌疑犯在中国领域内没有固定住处的可能性很小，但若是按照侦查机关所在地来分析，那么非本地嫌疑犯可能都符合条件。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新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限制。其次，按照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需先判断是否达到逮捕条件，这是司法机关的一项监督权，检察院要先利用手中的证据分析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然后判断构成何罪，最后决定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此条规定中，公安机关可自行判断。如此一来，其实就躲避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可能会出现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现象。 　　（三）庭前会议制度 　　新法增设有庭前会议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庭审程序太过激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影响庭审效率和最终结果，所以设置庭前会议制度加以缓冲。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庭审重点以及审理方式等内容加以强调，进而确保庭审工作顺利开展。自新法实施以来，震惊全国的刘志军案、薄熙来案等重大案件均经过了庭前会议环节。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法律效力、审议范围等原因，庭前会议数量并不多，在起诉案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首先，庭前会议审议范围不够明确，以至于某些地方出现重复开庭的情况，造成明显的资源浪费。部分地方没有真正理解庭前会议的内涵，没有抓住其工作重点，而是在此环节就展开实际调查、取证，把正式开庭后的事情提前完成，然后再度开庭，一方面重复开庭，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程序。所以，司法机关应该明确指出庭前会议阶段的审议范围，比如限制在证人出庭名单、证据掌握情况等范围内。 　　其次，庭前会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很多案件中，庭前会议环节虽达成合议，但在之后的正式庭审中则轻易被推翻，庭前会议几乎等同于虚设，毫无法律效力，必然会影响到庭审质量。所以，笔者建议：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确认为非法证据后，不得再用于提起公诉的依据；若庭前会议中，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某项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没有足够的新证据时，不得随意更改。 　　（四）律师执业权利 　　首先，律师在实行会见权时存在障碍。旧版《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便可会见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