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桥可渡达彼岸”.docVIP

“暮桥可渡达彼岸” 　　薛暮桥，一个熟悉的名字，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同顾准、孙冶方、骆耕漠等人齐名。抗战开始时，他投笔从戎，同妻子罗琼一起加入新四军，这对革命夫妻在当时被传为一段佳话。他在华中抗大五分校主持军队教育工作期间，凭借其丰富的学识和灵活互动的教学方法，为青年学生架起了一座知识的桥梁，恰如他的名字一样，引导学生到达知识的彼岸。 　　1932年，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该所负责人陈瀚笙早年留学美国，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曾任北大教授，与李大钊同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为声名显赫的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这一期间，薛暮桥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4年10月，薛暮桥任主编的《中国农村》创刊。他开始走上了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之路，并成为上世纪30年代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抗战爆发后，《中国农村》是上海进步刊物中第一个决定内迁的。其时，《中国农村》的出版方新知书店已迁武汉。薛暮桥随后也辗转抵达武汉，以接洽《中国农村》的出版事宜。不过这次武汉之行，薛暮桥却有了另外的收获，即走进新四军行列。 　　与项英同车前往云岭 　　武汉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是一处较有规模的旧式建筑，原为一家洋行。1938年1月，这里成为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由于是合署办公，办事处工作职能广泛，显得异常忙碌。 　　这年夏天，从延安开会返回途经武汉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即住办事处。其时，新四军正广泛延揽人才，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项英小憩武汉，正是希望通过武汉大城市的优势，吸引各式人才加入新四军。 　　正在武汉的薛暮桥与罗琼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遂决定前往报名。原来在去年的11月份，薛暮桥、罗琼与朱克靖在南昌见到正在为组建新四军奔波的陈毅。朱克靖与陈毅较熟，随即将薛暮桥夫妇引荐给陈毅。正是这次见面，陈毅希望薛暮桥能够动员一些从上海撤退至内地的文化人参加新四军。薛暮桥当即表示愿与罗琼率先加入。只是军部尚未成立，但薛暮桥早心有所属，并一直关注新四军组建的动向。 　　机会在武汉又出现了。薛暮桥与罗琼不免心动。次日，罗琼只身前往办事处了解情况。只见很多大学生聚集登记要求加入新四军，亦有社会各界别人士咨询与表达愿望。现场气氛热烈，罗琼深受感染。她当即提出报名，并在工作人员提供的表格中签下了两个名字：薛暮桥、罗琼。 　　当项英看到薛暮桥的名字后，非常开心。他知道这是抗战使命与新四军魅力使然。新四军以后之所以被称为有文化的军队，正是得益于有类似薛暮桥这样一批文化人的加入。而项英与薛暮桥的见面则是在其后的南昌。 　　罗琼加入新四军后，即奉命前往皖南军部报到。薛暮桥因移交《中国农村》月刊编辑事宜，暂缓前往。8月的武汉热浪袭人，而抗战的激情亦如武汉天气般热力四射。罗琼先行一步，并与薛暮桥相约皖南再见。 　　薛暮桥开始了紧张的忙碌。让他依依不舍的仍然是长期倾注心血的《中国农村》月刊。他将资料全部移交，并请千家驹、张锡昌二位继任编辑，敲定出版事宜。处理完相关事务，薛暮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后他自己说的：“我决心投笔从军了。” 　　薛暮桥先往长沙，看望了时在长沙公办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他们是故交，话题自然离不了叙旧与新四军。李一氓告诉薛暮桥，项英时在南昌，要求他先往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接洽，并给他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的委任状。有了正式身份，薛暮桥一路就方便多了。 　　10月下旬的一天，秋高气爽。薛暮桥乘公共汽车从长沙抵达南昌。次日，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见到了副军长项英。 　　“听说你来了，真是很高兴。现在抗战正是用人之时，暮桥同志来到新四军，不仅可以一展身手，而且必将影响其他文化精英效仿前来。这是新四军之幸，亦是抗战之幸啊！”项英紧紧握住薛暮桥的手，求贤若渴的心声溢于言表。 　　项英一席话，让薛暮桥心感温暖。他知道参加新四军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项英随后约薛暮桥次日与他同车前往皖南。薛暮桥感觉到了项英的厚爱，他很清楚随项英小车同行必将方便许多，而这种待遇又非常人所能享受。 　　以后薛暮桥如此回忆：“他（项英）穿了一身半旧浅蓝色的棉军衣，扎着腰带绑腿，穿着同随行的警卫员和司机毫无区别。出发时连我一共四人。吃饭时四人同桌，毫无上下级之分，同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也毫无拘束，一路随便谈笑。” 　　这是一次愉快之行。当晚，他们落住一个小县城旅馆。次日黎明出发时已经降霜，天际挂着残月。薛暮桥顿觉有一种唐代诗人温庭筠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 　　此时，国共合作的整体气氛还比较好，所以一路顺畅。凡遇国民党军队的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