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政策的干思考.doc

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卢麒元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基础定义为，稳定持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在信息采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明确全球经济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策略。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进行方法的优化。我们必须在方向上、路径上、方法上、时间上恰到好处，确实做到系统的、可控的、有效的实施经济管理。 一，关于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深刻的指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生产力的含义是什麽？可以确定地讲：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一个营业额的概念。营业额的增加一般而言是好事。但是，GDP与生产力提高没有必然联系。贱卖资产就可以提高营业额，但是并不能提高生产力。一定的营业额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并不必然可以增加总国民福利。所以，以GDP为发展指标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那麽，什麽是生产力指标呢？应该是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 缩写ROE）。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ROE的稳定持续增长，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稳步提高。GDP的局限性在于，作为营业额指标，它无法真实表达财富的变动。一间商店，销售额（GDP）增加，成本费用也增加，不一定赚钱，甚至会赔钱。资产的价格重置和内部交易均表达为GDP增加，但是实际财富并未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因素，GDP很难真实还原，常常会显示出迅速增长。这对经济政策会形成强烈的误导。 波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抓住了要点：人力资源和资本。这两个要素是决定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美国敢于放弃传统产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就算拥有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没有人力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生产力水平是无法提高的。相反，GDP的增加只能是转移或输出财富。俄罗斯和中国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十分重要。逻辑基础错了，政策一定出现偏差。 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不是GDP。而是ROE。当经济政策依据GDP进行长期战略部署时，国民经济必将陷入严重失衡。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印证了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错误。 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由改变经济政策的逻辑基础开始。 二、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 1，美国发展的思路。 英美的思想家们十分明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美国始终不渝的高度重视“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从历史角度观察，英国和美国从来不将经济增长指标（GDP）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事实上，美国的ROE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接近20%）。中国的ROE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有趣的是，在1978年之前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ROE水平并不低（估计在10%附近）。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人力资源”。人力就是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了智力和体力。其中，最根本的是智力。智力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就国家整体智力而言，意味着高素质移民流入、教育水平、信息技术、资讯流动速度等的总体能力。 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资讯技术不是偶然的。科网股泡沫是一次伟大的实践。美国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人力资源”载体。不仅如此，美国高度重视人口政策。酝酿多时的美国移民法案在2007年5月17日推出，它将成为美国41年历史上对移民体系最重要的修改。美国康乃尔大学兼职法学教授，移民问题专家斯蒂芬·耶尔-劳尔说：“这个移民法案是一个里程碑（landmark）式的协议”。新的移民政策，将加快吸收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人力资源），形成新的资本增加（无偿流入）。新移民政策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极为可怕，人才与资本的双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衰退，阿根廷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必须反思30年来的人口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中国不能长期无偿输出人力资源。“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金融寡头清楚地知道“提高生产力的资本”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使资本进入高附加值产业。美国的金融资本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水银泻地般渗入到全球高附加值资产当中。中国的优质资产已经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美国金融资本持有（应该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资本退出本国优质资产后，正在迅速转换成为贬值资产（美国国债）和低附加值资产（劣质股权）。中国必须认真吸取日本教训，当年日本投资者将“剩余资本”大规模投入低附加值不动产，如帝国大厦等，资本“不能提高生产力”，最终沉没。中国现在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剩余资本”（1.65万亿美元），其去向值的高度关注。中国巨额“剩余资本”是源于僵化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