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之前的岁月.docVIP

《长恨歌》之前的岁月 编者按：王安忆，一位享誉文坛三十载的著名女作家，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她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且数量丰厚、题材多样。与她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旺盛的创作活力相比，王安忆面对媒体却十分低调，极少接受采访，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特立独行，埋首于自己的文学天地。本文取自上海电视台曹可凡先生对王安忆女士的专访，带领读者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编者对录音整理稿略作调整增删。 文学“基因”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母亲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担任编辑，年方一岁的王安忆随之来到上海。她的父亲王啸平是一位新加坡归国华侨，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文学家庭曾经一家三口共同举办签名售书活动，留下一段佳话。但在童年时期，王安忆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很多年以后，她以父亲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 曹可凡：安忆老师，你好！ 王安忆：你好！ 曹可凡：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那时我主持一档叫做《我们大学生》的节目，在那个节目当中，有幸第一次跟两位作家零距离接触，第一位是吴强先生，另一位就是你的母亲茹志鹃老师。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忆：让一个孩子来谈自己母亲，往往不会是很客观的，因为都经历过一个激烈的反抗的时期。我在想，我就属于那种在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里面，比较激烈的反叛者。尤其是当我写作的时候，对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成就，我可能会持一种挺不屑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反叛里，我们成长起来了。到了我母亲去世以后，其实才会冷静地去考虑她的写作、想法和文学观。 曹可凡：你母亲的《百合花》，那时候都是中学课本里必读的课文。当时茅盾先生看了以后，在一篇文章当中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无论是你母亲还是这篇小说，其实命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忆：其实茅盾先生也没有给予特别高的评价，他只是称赞了一下，但这个称赞对于我母亲很重要，因为这篇小说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退稿过程，最后是在《延河》发表的，《延河》就是西安的一个杂志，很地方，很偏僻。 曹可凡：所以我觉得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 王安忆：不仅是慧眼识珠，我想他更大的是一种勇敢。因为那一代作家都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他们的学养都比我们要好，他们有他们的小说理想和小说观。可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到我母亲写作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意识形态非常紧缩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其实好和不好，大家都不断在要求修正，是在一个不自然的状态下。我觉得茅盾先生其实不仅是慧眼，还是一种勇敢，他能够一下子指出它的价值，而这个指出，我觉得不仅是对我母亲一个人，对当时整个文风都是有作用的。 曹可凡：你父亲很早就受到冲击。 王安忆：右派。 曹可凡：南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右派，所以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她要抚养你们这么多孩子，你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所以你小时候记得妈妈差不多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写作的？ 王安忆：所以我刚才说茅盾先生对我母亲这篇小说的称赞，其实对我们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我母亲可以有自信来做一个作家，不仅是她能够做作家，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当时我的父亲是在军队里面，变成右派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可是我那时候太小了，当时我记得我姐姐很痛心，她哭了，我到现在还有这个印象，可是我好像还可以，因为我还是小学生，还没有加入到政治社会里边去。但是后来也经常会听我母亲讲这段故事，我们没有受太大的苦，这就是靠我母亲，她支撑这个家。 曹可凡：你们小的时候，妈妈有没有推荐你们看一些什么样的书？ 王安忆：我的母亲倒也不大推荐我们看书，我在想是因为我父亲的遭遇，她内心里面不太希望我们这些孩子（当时只有我和我姐姐，我弟弟还没出生）搞人文艺术任何一档，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的。 曹可凡：而且你舅舅沈之瑜先生是学美术的？ 王安忆：对，他是搞美术的。其实当时我很想学绘画的。我母亲和我父亲是绝对不让我沾这一行，所以我母亲给我请的家庭教师是英语教师，他们觉得这一行太危险了。 曹可凡：那舅舅看了你的画以后，有没有说将来也许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王安忆：因为没人教，瞎画。我有一次自己画了一幅画，旁边写点文字什么，我妈妈很献宝地给我舅舅看，我舅舅看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诗比画好，说了这么句话，幸亏没学画。 少女演奏员 尽管茹志鹃并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还是向着文学步步趋近。1970年，十六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她曾经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演奏员。那是在1972年，十八岁的王安忆离开安徽淮北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在乐队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