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褚钰泉先生交往杂忆.docVIP

与褚钰泉先生交往杂忆 　　2016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不到10日，褚钰泉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了。逝者生前不事张扬，但在读书界都知道他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创办人和主编，退休后又创办了《悦读MOOK》并任主编。在2015年复旦校庆同学聚首时，他是同班学友中年龄最小而精力充沛的一位。此时讣闻传来，不免疑信参半；而悲痛之际，50余年的交往片段，故人的音容笑貌，仍不时闪现眼前。 　　我和钰泉都是复旦中文系1961年入学生。那届同学中以生于1942、1943年者居多，也有岁数更大的，而钰泉生于1944年，是名副其实的小老弟，大家都唤他“小褚”。刚入学时，我与小褚不在同一寝室。大约过了一年，学生寝室和学习小组有所调整，从此我便与他同室而居、同组而习。那时一间寝室住8个人，从我保存的学生时代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8条汉子的身影，加上3位娉娉袅袅的女生，便是学习小组的全体。 　　我对钰泉一直怀有好感。他是多才多艺的人，擅用排笔写很大的美术字，也能信手画出一些小插图，所以每逢开会、游行，需写大横幅，或办壁报，需美术加工时，他都是不二人选。依稀记得在罗店参加“四清”时，他也曾被抽调去筹办过什么展览。当他展示才艺时，我通常是个安静的欣赏者，偶尔也会就图案、色彩发点议论。 　　在我们就读的1960年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同学们去向政治辅导员汇报思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钰泉告诉我，他从来没有主动进过处于同一楼层的辅导员房间。这使我对他倍感放心和信任。我受父辈友人熏陶，从高中时期就比较偏爱古典文学，进大学后，仍会去一些老先生家登门请益。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种行为显得另类和不合时宜，所以我很少向同学提及，唯独对钰泉几乎不存戒心。譬如住在复旦第一宿舍的郑权中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合称）功底甚深，我去他家拜访后，会向钰泉转述一些谈话内容。有次我请郑老为我题写一幅扇面，取回后立即拿给钰泉欣赏。钰泉看到下款所题“郑权中病腕”几个字，笑道：“‘病腕’都能写这么工整有力的小楷，不‘病腕’的话……哈哈！” 　　又如徐澄宇先生，原是复旦中文系最富诗才的教授，1958年被划为“右派”，发配新疆石河子，1961年返沪，次年被聘为市文史馆馆员，1964年又因言贾祸，锒铛入狱，1979年始获改正。他和夫人陈家庆都是当年我乐于请教的对象，有时从两位老人处听到一些独异见解，便会忍不住向钰泉转述，而他总是很感兴趣地倾听。那时郭沫若正发表《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曾向徐先生问及对郭著的看法。徐说：“你学写诗，应该多读一些谈诗法的诗话。《随园诗话》只讲故事，不谈诗法，可以不读。郭沫若的文章更可以不读。”我将这番谈话复述给钰泉，他马上接口：“有道理！”我想，后来钰泉能在读书界纵横自如，与他青年时代即善于把握问题关键是分不开的。当然，徐先生被捕后，我就再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我与徐陈夫妇的交往了。顺便可说的是，近数年来，徐的旧著《诗法通微》已重版，徐校点的《高青丘集》、徐陈的诗词残稿《澄碧草堂集》已陆续问世，而我也在《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回忆这对诗坛伉俪的长文。 　　大学毕业后，钰泉分到《文汇报》社，我则在武汉文教系统工作，天各一方，来往就少了。1977年秋，正值历史小说《李自成》风靡全国，我很意外地被调去给该书作者姚雪垠先生当助手。抵京几个月后，忽接钰泉来信，谈及别后状况，又说从友人处获知我的行踪，因此来函约我为该报副刊写一组闲话《李自成》的短文。从此我们加强了联系，我到上海时，会去位于圆明园路的《文汇报》社看他，至今对报社那座铁格子拉门的老式电梯留有印象。 　　1985年春，我辞别姚老来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大约过了一二年，就接到钰泉的信，说他已调《文汇读书周报》任职，欢迎“赐稿”云云。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在《文汇报》开辟“书亭”专栏，以后又扩充为“读书与出版”专版，《文汇读书周报》正是在既有基础上由他创办并任主编。周报很快在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每期由钰泉执笔的“阿昌逛书市”也备受读者青睐。这时无论是读周报，还是见面交谈，我都明显地感受到老同学阅读的广泛、视野的开阔，钦佩之余，更为他感到骄傲和高兴。 　　我那时有自己的书稿计划，并没有多向周报投稿。印象较深的一件往事是在1990年代后期，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楚美术图集》，收录的青铜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绘画、丝织、刺绣等由出土文物摄成的图片，印证了两千多年前南方祖先的辉煌创造，而由楚学专家张正明撰写的长篇导言、美术理论家皮道坚撰写的图片导读，不仅论述清晰深刻，而且文采斐然。一天，该书责编专程来访，说湖美社决定为《楚美术图集》申报中国图书奖，希望我能写篇书评，最好能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或《光明日报》上，且必须赶在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发表。我承诺下来，随即打电话给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