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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辅助人制度：面临问题与完善路径 〔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增加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条款，这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出庭对法官采信鉴定意见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实践中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不明，专家辅助人的对抗手段有限，专家辅助人出庭的交叉询问不充分等。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应合理界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明确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属性，解决专家辅助人及技术服务机构的管理问题。 〔关键词〕 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鉴定意见质证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1-0123-06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192条增加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确立。在立法之初，专家辅助人制度被认为是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质证的重要手段，是与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相得益彰的、提高鉴定意见质证程度效果的配套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这对专家辅助人出庭相关程序的完善提出新要求。新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此项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能否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值得关注。 整体观之，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资格条件、权利义务、意见效力及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差异，这与新法规定过于笼统不无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将鉴定人或专家证人的相关理论牵强地用于阐释、分析我国专家辅助人立法的理论问题，也造成这一规定存在着一些实践困惑，其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有鉴于此，通过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祈望为新刑诉法专家辅助人立法的实施效果提供一个客观的检验与反馈，在此基础上为今后的立法完善提供帮助。 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有专门知识的人”时，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出现的“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分析，据此探究其身份与权能。然而，综观整部《刑事诉讼法》，其中共有四处出现“有专门知识的人”，各自所指代之人员却不尽相同。以文本解释的角度审视之，《刑事诉讼法》有关“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规定在整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不同的主体：第一类是专业技术人员，即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指派或者聘请的专门从事勘验、检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二类是司法鉴定人员。这一称谓源于1979年刑诉法用于指代鉴定人的提法，这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细察该法条在《刑事诉讼法》章节中的位置及前后语境的内涵不难发现，它指的便是司法鉴定人。第三类是专家辅助人员。亦即本文所探讨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它是基于刑诉法第192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阶段辅助控辩双方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本文所称之专家辅助人特指刑诉法第192条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二、专家辅助人出庭面临的问题 为了对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现状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有必要通过司法实践的个案样本进行实证调查。笔者收集了近年来媒体报道、新法实施以来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案例，这些案例包括了全国首例专家辅助人出庭案例、上海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浙江省首例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案例、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首例专家辅助人的案例，等等。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考察，我们发现专家辅助人出庭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 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不明。刑诉法规定“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但对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标准、选任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学者们对于“有专门知识的人”是否必须具备鉴定人资格也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在全国首例专家辅助人案例中，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是高校法医系教授，在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也曾经担任过湖南黄静等疑难案件的鉴定人。但我们发现，在其他个别案例中，法院审理中通知出庭的专家辅助人也未必尽是鉴定人。例如，在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被告人申请的专家辅助人是来自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法医学博士研究生；而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首例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案件庭审中，法庭通知的专家辅助人甚至是网络公司的负责人。这些事实说明，由于立法对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资格条件规定得不够明确，造成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法庭通知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未必具有鉴定人资格，他们可以是具备某方面专业理论知识的专家，也可以是具有某方面工作实践经验的行家。 （二）专家辅助人的对抗手段有限。刑诉法虽然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的权能，但并没有赋予保证专家辅助人发表意见所必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