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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的整体性：科学发展观的应用 　　摘要：司法审判是一项合理化的事业，而在这种合理化事业中往往体现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进路，这种整体性进路是对法律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克服，是在法条之外谋求司法合理性的重要方式。司法判决的整体性既体现在古代中国的判决书当中，也表达在美国司法审判当中，而当代中国在司法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进一步谋求司法合理化的手段，并有助于提升判决书的质量。 　　关键词：司法；判决；机械主义；形式主义；整体性；科学发展观；司法合理性；司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C9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45-04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的司法判决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形式主义化的倾向和表现。形式主义虽然在表面上看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好像内在地蕴含了法律至上的崇高理念，但由于在很多语境中过分地坚持形式主义的理念导致了背离法律精神的现象，而对法律精神的背离恰恰是与法律至上之法律理念相左。法律的运行过程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操作过程，而是充满着复杂性，简单的法律形式主义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势，更难以把握各种社会情势中所包含的法律精神。司法审判绝对不是存在于一个真空当中，各种看似法律之外的因素都可以构成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如果把司法审判看作一个系统，那么系统内外的各个要素之间都是相互缠绕的，这一缠绕的事实使得我们在司法审判中更应该走向判决的整体性发展进路。但是这些整体性因素必须具备合理性的思想内核，而这一合理性的思想内核就是当代中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总结生成的科学发展观理论。 　　一、判决的整体性：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克服 　　关于判决的整体性对于中国人而言一点都不陌生，在中国传统社会，司法判决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法典的规定进行判决的过程，而是受到了当时的儒家观念、社会情势乃至民心的影响，这种现象自然和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是内在相通的。在法律和道德、民心、社会情势之间，法律的选择绝不是唯一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属于当时社会条件要求的意识形态，比如“德主刑辅”“敬天保民”，这些观念绝对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弥漫在政治法律的运行之中，并且结合得非常内在。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你只要看看历史上的判词，就会自然发现大量的判决中往往很少谈法律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径直取自道德的理由对案件进行判决。 　　但是，随着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的学习，法律形式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市场，并且在某些领域具有主导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往往并不是如此。中国部门法的研究者多数属于以法律形式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法条主义者，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对于判决的整体性影响。而在司法判决实践中，这种法条主义是相当普遍的，具体主要体现在判决书的制作中。我们知道，中国当下的判决书基本上采取的是三段论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恰恰是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虽然在判决的复杂过程中，法官往往会将各种因素和情势都考虑到对于案件的整体性权衡中，但这一点在中国的判决书中是无法表现自身的。法律形式主义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局限性，尤其在中国当下的司法判决中更应该反思法律形式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法律形式主义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思维，想当然地认定只要依据法律文本中的规定就一定能够合理地解决社会各种问题。在欧洲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理论思潮叫做概念法学，他们认为只要把法律和事实输入到机器之中，机器运作的结果就自然会得出正确的司法结论，但这在法律实践中逐步被西方法律理论和实践所抛弃，在20世纪曾涌现出一大批批判形式主义法学的理论思潮。在山东的淄博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里的法院首次在中国搞起了计算机判案，这种现象和西方的法律形式主义思潮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一样的，根本忽略了法律中运行的各种实质性要素。其次，法律形式主义有一种天然的理性自信，也可以说是理性的狂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万能的，万能的理性可以正确地制定适用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优良的法典，然后再根据法典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然而虽然笛卡尔给了人们理性的确信，但休谟却马上将其推翻了，休谟让我们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而康德则求其中间，但毕竟是支持了有限理性的理论观点。即便我们从常识的角度去理解，理性无限也仅仅成为了一种乌托邦，而丧失了任何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法律形式主义无视人自身，也无视社会现实本身，从一种抽象的前提妄图推导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前提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判决的整体性理论是一种实际的理论，它珍视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性，要求法官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出发思考一切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前提出发并用这一前提剪裁现实生活。霍姆斯大法官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一般原则并不绝对具体情形。其实何止一般原则不能解决具体情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