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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四十余载，终现巨星光辉 巨星陨落西团镇 烈士榜上竟无名 提起李增援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提起在苏北、苏中地区和新四军中流行多年的《黄桥烧饼歌》《勇敢队》《大红灯》等革命歌曲，当年的革命老战士乃至现在的中老年人，恐怕无人不晓。李增援正是这些歌曲的词作者。但不为人知的是，李增援因抗击日军壮烈牺牲在苏北大丰市的西团镇龙王庙附近，烈士的遗骨曾被掩埋在镇东东团村的革命烈士公墓，后经统一安葬在大龙烈士陵园里。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李增援牺牲一事竟然被尘封了50多年。 当时，战地服务团虽开了追悼会，但由于战争的残酷和通讯方式落后，知情人无法与其家乡取得联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李增援的家人也未收到政府和部队的任何通知，一直不知道他已牺牲。近半个世纪以来，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李增援，甚至托人到台湾查询。以至于文革期间，人们怀疑李增援去台湾投敌，其父母被活活用碾子轧死，其状惨烈，其情可悲，令人扼腕长叹。 李增援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年仅29岁就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但他的人生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 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司令李长江叛变投敌当了汉奸，粟裕司令员奉新四军军部命令率部讨伐。为防止敌人偷袭新四军后方机关，20日夜，一师卫生部及其医院、印刷厂等单位由东台紧急转移到苏北大丰市西团镇（当时叫台北县西团镇）。重伤员安置在西团集镇西北部的龙王庙里。轻伤员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里。这批轻伤员中，就有李增援和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等人。 21日，日军派三只汽艇从兴化经白驹偷袭西团。当时的目击者董尔钧回忆说，李增援、唐克等人仅持有手枪和少数手榴弹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撤退。他们主动向敌人开枪，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日军听到枪声后立即包围上来，李增援、唐克等五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吸引日军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西团中学东北）方向行进，终因寡不敌众，在子弹打光后全部壮烈牺牲在乌家场。 李增援等人的掩护为龙王庙重伤员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一些伤员在西团镇干部群众的救护下得以安全转移。西团村三组村民刘雨林、陈广林等人就是当时参与救护的群众。刘雨林回忆说，当时有100多名行动不便的伤员，从龙王庙向东北方向的牛湾河转移，他见一些重伤员只能艰难地爬行，便不顾个人安危，一口气驮了五名伤员上船，每次行走约200米，之后便累得再也走不动了。陈广林回忆说，2月20日夜，年仅17岁的他和邻居陈国喜、沙竹青一起提着马灯，将七八条船上的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抬至龙王庙正殿。第二天，日军来犯。一听到枪声，陈广林便立即通知睡在他家的苏北实业保安挺进团连长吕铮离开，并送他过了河，使吕铮脱离了危险。吕铮是著名的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著有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陈广林送走吕铮后，又和伯父陈永富一道用泥兜子将五六名重伤员抬到北边的荒草沟隐蔽起来，使他们脱离了险境。有一名年轻的新四军伤员摸到了陈广林家门前，陈广林心想，这里离敌人只有百米之遥，住下来很危险，于是将这名伤员送到北面的大路，并指明安全的方向。但这名伤员迷了路，半小时后又摸了回来。陈广林便把他送出三里之外的“王家大坟”方才返回，使这名伤员也脱了险。 村民董继明回忆说，在东团村，战斗打响后，有五名新四军伤病员惨遭日军毒手，另一名负伤的排长带一支短枪藏身在一户农民家的草堆中。董继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绝不能让新四军战士再遭意外，在和葛全商量后，两人一起来到徐家墩子乱坟场的空田中，用芦席、木棍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铺上干草，然后将这名排长安排在这里休息，并将家中的鸡蛋送给他吃。董继明精心护理了伤员一天两夜，终于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来部队来人将这位排长接了回去。 日军袭击西团镇的一仗打得相当惨烈，虽然当地群众拼命进行了救护和转移，但仍有部分伤员惨遭杀害。现在西团供销社收花站门口南侧（原龙王庙附近的大河边），还立有“新四军伤病员遇难纪念碑”。 李增援与唐克等人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政治部当即通知了驻角斜（现属海安县）的师部战地服务团。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为李、唐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李增援牺牲后，战友们想起了他常跟同志们说过的话：“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这一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李增援就长眠在黄海之滨的西团镇了。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迁至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他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伤颜回”的题词，并署名写下了 “挥泪致敬”四字，以表悼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知情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辗转各地，李增援的烈士身份便鲜为人知了。 勤学苦练艺术精 抗日救亡显身手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变称夷散，益安。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