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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第三党的历史特征及分析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4―0024―05 [内容提要]早期的第三党特征鲜明，具备许多政治优势，但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没有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致使其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挫折。早期的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代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的缩影，它的功绩值得缅怀。 [关键词]第三党；早期；特征；分析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合作的亲密战友。在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人们更习惯于用“第三党”来形容和概述这个政党。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对先后冠名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等组织的统称，意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个政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其成立初期经历了极其艰辛的发展历程，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针对中国的现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这些纲领和主张闪耀着光辉，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基本吻合。研究第三党在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征不仅在于了解第三党的发展历程，更是为了找寻其没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深层次原因。 一、第三党的历史特征 （一）从产生时间来看：是国共之间的第一个民主党派。第三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公然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 [1]；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城市遭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士暂时投入蒋介石集团的怀抱，参加了反革命阵营。一些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忠实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以及一些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士开始集结，重新寻找复兴中国革命之道，第三党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初创第三党，当时名称为“中华革命党”，推选正在莫斯科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等刊物，宣传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使外界了解到中华革命党的存在和立场，并有了“第三党”之称。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组织，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对此蒋介石一面叫嚣尽全力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2]一面指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其打击和破坏。至1929年下半年，其活动经费日趋紧张，地方组织也遭受严重摧残。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受邀回国主持党务工作。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于8月9日，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上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第三党的正式建立。 从谭平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到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第三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时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3]第三党无疑是其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们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又不同意中共的“左倾”盲动做法，他们试图在国共之间找寻一条中间道路，从而，在国共之间，其“第三党”的身份异常突出。 （二）从组织成员来看：骨干由脱离国共两党人士组成。第三党在成立之初，它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是从国共两党分化游离而来，不少人在国共两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并在国共合作的共同组织――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是第三党产生的又一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到会的代表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丘哲、朱蕴山等30多人。从出席会议的阵容来看，可以说非常豪华，这些人大多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 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长期与搞分裂活动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进行斗争，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人士。黄琪翔，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历任粤军团长、军长、师长，后加入中国国民党。章伯钧，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