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代表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docVIP

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王先俊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看，每一次大会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一次推进。本文将六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其理论贡献进行宏观的解读，并希望以此深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必然有这个学科所特有的命题、概念和范畴。这些命题、概念和范畴是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是创立了可以四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这个命题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重申和深化了这一命题。当时直接使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P56）十四大报告重申了两次飞跃的思想，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P7）十五大报告首次将“两次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两次飞跃”的提出，不仅是对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还可以由此伸展，进一步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动力机制等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经常混用。在“中国实际”之后加上“时代特征”，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始于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说：“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1]（P55）十四大报告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重申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化”是针对“俄国化”而言的，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是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一个结合”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这“两个结合”，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内涵，而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说过去的“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那么“两个结合”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运用”和“发展”的统一。因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没有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党代会的文件中首次见之于十五大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P10）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到这一概念：一是说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二是强调全党要“大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