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的置业观.docVIP

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的置业观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他们廉迹彰于一朝，盛名传于千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譬如他们的置业观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与贪官污吏截然相反，清官廉吏不为子孙积金蓄玉、置办田园、购买豪宅，轻物质财富，重精神财富，注重对子孙的道德培养，秉承“以诗书传家”“以清白遗子孙”的置业观。中国古代清官廉吏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高尚的置业观，其思想根源何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其崇高美好的人生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极具智慧的祸福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 　　奢俭观：崇俭去奢，以身先之 　　历史告诉人们：勤俭与奢侈会给家、国带来成与败截然相反的结局。唐朝李商隐《咏史》诗中所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即是一个经典的总结。宋朝大儒朱熹也称：“自古兴俭以劝天下，必以身先之。”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禁得起物质财富的诱惑，而以勤俭劝天下，在其朴素奢俭观的指导下，成为“以身先之”的楷模。 　　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即以廉洁自律著称。虽然他功高权重，但一向俭朴，齐景公赐给他封邑，他拒不接受；居住在临近市场的小房子中，人声嘈杂，环境极差，景公要给他换一处条件好的大宅，也被他婉拒。他“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因此受到齐人的爱戴和诸侯的敬重。三国时吉茂也以为官清廉著称，对别人送来的礼品一概拒不接受，而且从不为穿质量差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感到没面子。他穿着粗恶、饮食粗劣、以步代车，“臣役妻子，家如悬磬”，全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宋朝著名的清官包拯，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为官，都始终坚持廉洁自律，虽为朝廷重臣，但所穿、所食、所用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三国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子孙，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清朝的李僡是被道光皇帝称为“不愧疆垠重任”的名臣。当他得知儿子初入仕途，不注重小节时，立即写信严谕：“用度不慎，必至拮据，操守焉能得好……你何所恃而不恐耶？”勤俭朴素不但有益于修身养德，而且有益于齐家治国。古代清官廉吏在其高洁的奢俭观指导下，过着艰苦朴素的平民生活，并希望子孙也能与自己坚持一样的奢俭观，保持生活俭朴、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清白持家，因此，不为子孙置业遂成自然。 　　义利观：非义不行，非义不居 　　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原则，是一种道德规范；“利”则指利益、功利。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看法就是义利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义利观广为士大夫们所接受，并成为清官廉吏置业观的思想源泉。 　　儒家义高于利、义主利从的义利观深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所推崇、所信仰，在其指导下而“行其义”。正因如此，他们做到了利不苟得，义不容辞，不义之财坚决不取，甚至应得之财也要施之于亲友百姓。据《列女传》载，在战国时期，为齐宣王相的田稷子，曾收下属百镒之金，其母得知后，对他严厉教训道：“非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义之财，非吾有也。”被母亲严责后，田稷子立即退回了所收之金，并向齐宣王请罪，日后遂成为秉承廉洁家风、不取不义之财的名相。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还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庄、义田、义宅、义学，以救济穷困族人，解决族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知其已有退休之意，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树园圃，供其晚年享用，但被范仲淹制止，并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可见，他以“道义”为最高境界，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 　　儒家的义利观之所以被正派廉洁官员奉为行动的指南，是因其与廉洁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道德规范，也是廉洁自律的规范。因此，古人也常把“义”与“廉”相提并论，比如，刘向《说苑·谈丛》云：“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唐朝诗人李白在赠友人的诗中亦云：“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如果一个官员能持“政之大节”之义、社会责任之义、天理良心之义、社会正义之义、百姓利益之义，廉也在其中了，不为子孙置产治业便顺理成章。 　　民本观：以民为本，先忧后乐 　　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其民本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并闪现出灿烂的光辉。在先秦时期，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了相关政论的高峰，《孟子·万章上》中孟子引用《泰誓》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与天齐，把民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并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持此民本思想的后继者，历代不乏其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立足民本，直指君恶，提出入仕为民及以“万民之忧乐”为衡量治乱的标准，将民本思想发展到古代社会的巅峰。 　　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本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实现在实践中，并成为清官廉吏的行动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