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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时期非战时复境权适用的形态 　　内容摘要：在国人通常所理解的复境权之外，事实上存在两种同战争并无关联的适用形态。这两种形态一种处于和平状态，但不包括因战争结束而恢复和平的阶段；另一种处于未开战的冲突状态。在前一种状态下，市民自主地迁居到其他共同体，之后得依复境权返回，具体又和两种制度发生关系，即迁居权和离弃祖国权；后一种状态下，市民被非交战团体捕去后，也得依复境权返回。 　　关键词：复境权 迁居权 离弃祖国权 公开宣战 　　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即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1 〕这种“熟知非真知”的境况同样发生在对复境权的认识上。一言以蔽之，目前中文世界中对复境权的认识都仅局限在战时，而忽略了非战争态势下的复境权适用，这从相关著作中紧紧围绕的适用主体——战俘——便足以体现。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视野均局限在古典法时期的复境权制度，而缺乏对古代法的考察。〔2 〕本文拟从早期罗马的人口流动政策、迁居权以及离弃祖国权等相关政策和制度着手，探究国人所不曾挖掘过的复境权适用的形态，即非战时复境权，以期对推动复境权全貌的了解。 　　本文的“非战时”是指非战争状态，既包含和平状态，也包括非开战的冲突状态，但不包括因战争结束而恢复和平的阶段。在前一种状态下，市民自主地迁居到其他共同体，之后得依复境权返回，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复境权形式；后一种状态下，市民因被非交战团体捕去的，也得依复境权返回。 　　一、复境权与移民 　　正如后世的诸多罗马法学家对高鲁斯片段的第一句所作的阐释一样，复境权是指一个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从他所属的城邦移民到另一个共同体，之后又依复境权的共同协议恢复原初的身份和权利的制度。〔3 〕至于这样一种复境权类型适用的前提，则建立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方式之上，一种是自愿放弃罗马市民身份而迁入其他市民共同体，在罗马法史中主要表现为迁居权；另一种是非自愿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迁离罗马，称为离弃祖国，后来发展成为一项权利，即离弃祖国权。 　　（一）早期罗马的人口流动政策 　　早期罗马的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色彩，〔4 〕不过要注意到，这种开放性随着罗马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发生了一些变化。起初，这种开放性表现为罗马同周边共同体之间市民的自由流动，市民通过改变居住地改变自己的市民身份；后期的开放性则表现为罗马通过授予市民权而将其他共同体纳入罗马的权力体系之中，因而，市民身份的改变不再同居住地的改变联系在一起。 　　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有关的证明就表明了不仅是在罗马，也在于意大利中部的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水平流动。〔5 〕而按照西塞罗的说法，似乎从罗马刚建城时就有着开放的接纳外族的政策，“这个城邦最初的创造者罗穆鲁斯通过与萨宾人缔结的条约教导我们：这个国家必须通过接纳外人作为市民来扩大，哪怕他是敌人，这对于建立我们的国家 〔6 〕和增加罗马人民的知名度无疑极为重要。” 〔7 〕这种政策尤其体现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世纪的执政官年表上不仅出现了埃特鲁斯的塔克文，萨宾的阿庇乌斯·克劳狄，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不同姓氏，勾勒出了一幅人口跨地域流动的画面，表明这种流动不仅局限于贵族，如塔克文家族，而且包括一些底层的人员；另外也表明，这种流动并非只限于某种特定的共同体之间，还跨越了种族的藩篱。甚至，这些原先的外邦人被接纳进罗马以后有些还成为罗马的最高掌权者，如埃特鲁斯人和科林斯人的后人路丘斯·塔克文或者提图斯·塔丘斯、努马·彭皮流斯和克劳迪家族的那些人。〔8 〕 　　这种地域流动的图景表明罗马人不仅接纳移民，还成功实现了融合。这样的图景此后依然存续，几乎持续整个共和时期。公元263年当选的罗马执政官奥大其里伍斯·克拉苏 〔9 〕是出身于萨莫尼安族的平民，该族在公元前326年至前284年还是罗马的敌人，后来投降罗马成为“罗马同盟”的一员。〔10 〕能够成为罗马的执政官，表明奥大其里伍斯·克拉苏必定早已成为罗马市民，而这种身份极有可能就是通过迁居取得的，因为此时萨莫尼安人还没有被授予罗马市民身份。 　　西塞罗在《为巴尔布斯辩护》中也为我们详述了罗马法中关于通过变换居住地以改变市民身份的法律规则。公元前79年至公元前72年在同塞尔多留斯的战争中，巴尔布斯正在罗马的军团中服役，早在那时他便被庞培授予了罗马市民身份作为对其个人的奖励。这样的授予公民身份的行为的合法性为公元前72年的《关于授予市民权的科尔内流斯法》 〔11 〕所确认的。公元前56年的时候，巴尔布斯被指控不该获得罗马市民权，原因是他的母邦伽德斯未曾表示接受该项法律。在为巴尔布斯辩护的时候，西塞罗最后论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