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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独子时代养老的可持续制度设计 　　导读：从人口学角度看，上海现阶段最突出的三大标签性特征是：超大城市、独子时代和持续老龄化。如何应对严峻挑战，作者提出了八条颇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包括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柔性退休举措，改进优化生育措施，探索就近异地养老，提供居家养老补贴，推广鼓励劳务储蓄，开拓养老金融市场，打造公平和谐养老环境。 　　引言 　　从人口学角度看，上海现阶段最突出的三大标签性特征是：超大城市。独子时代和持续老龄化。其一，超大城市。到2010年末上海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达到2300万人左右，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人，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20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十个超级特大城市之一。其二，最早进入独子时代。上世纪60年代，上海领先全国开展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有家庭中有60%以上的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而全国为20%，上海已率先全国进入了独子时代。其三，持续老龄化。上海在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1979年），人口老龄化已有30多年的发展进程，而全国从2000年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上海的老龄化压力更大，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更充足。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底，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3.4%，属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水平，但常住人口老龄化率为14.4%，仅比全国13.3%（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略高1个百分点。 　　2010年，我国家庭人均人口仅为3.10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则为2.70人。同时，上海的期望寿命2010年为82.13岁，越来越多的家族代际圈层进入了“N-4-2-1”或“N-4-2-2”结构。这个结构中按照顺序，N为祖辈，4为父辈，2为独生子女一辈，最后一位是独生子女的子女辈。对于上海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夫妇来说，他们不仅要抚养1-2个子女，还要照顾4位父辈和若干位祖辈，独子时代的第一代独子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担忧，还要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困境；而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则要面临“上有老而下无小”的烦恼，子女出国创业、异地工作、忙于照顾小家庭等，使得其父母很难得到来自儿女辈的照顾和关心，却依然不得不照顾年迈的N位上辈老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这些方面的养老的家庭困境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由零星发生的小问题转为众多家庭发生的大问题，进而可能演变成社会性养老困境。 　　2007年我们为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做的上海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结果显示，在“十二五”期间，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本世纪中期，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峰、程度高峰和总量高峰”，同时面临老年人口高龄化的严峻挑战。在21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上海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多于积极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上海的挑战集中表现在“养老金赤字”、“医疗资源紧张”、“劳动人口老化”、“养老床位短缺”、“护理照料不足”以及“精神慰藉缺失”等方面，这些都是异常棘手的难题。本文从八个方面探讨特大城市独子时代可持续的养老对策。 　　对策一：加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重点在“财政补漏、多元统一、科学增值”三方面加以完善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有11年“入不敷出”，仅2010年市级财政收入为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托底的投入就有100多亿元。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养老保险基金托底的情况将不得不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仍将加速发展并即将进入高峰时期，社保基金收支的人数对象不相平衡，同时，政府为了确保老年人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每年都需要一定幅度地提高养老金水平。因此，上海未来长期都将面临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严峻局面，并且这种赤字还将不断扩大，需要全市各界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严峻性。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加大财政的制度性投入，建议针对养老保险现实存在的“窟窿”，财政投入由补缺口逐步向预算性投入转变，有计划地增加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同时，提高现有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功能，降低缺口的扩容速度。 　　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从保障社会公平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角度考虑，都需要逐步把“城保”、“镇保”、“农保”和“综保”纳入统一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这也是中央政府的要求。上海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概括为“一城四制”，即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城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保）、小城镇社会保险（镇保）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综保），用几种不同的制度基本上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就业人口。但是各种制度之间保障水平差异很大，镇保养老金水平低于城保，农保养老水平又低于镇保，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只能实现养老补贴的功能而非养老金概念。这在当前好像是为本地企业节省了用工成本，但从全社会或者从长期来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