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docVIP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飞跃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地由量变进展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在总体上是质变和量变、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既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也是西方人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的对死问题艰苦思考、上下求索的必然结果参阅本书第2章第1节。。同样，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既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哲学重心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再到宗教哲学的逻辑演进过程，既然如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过渡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宗教神学化的死亡哲学，也就顺理成章了。如上所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的基本逻辑程式是“若不能死，就不能生”，然而我们在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塞涅卡那里不是就听到了“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生”的告诫吗？恩格斯曾经很有理由地把塞涅卡称做“基督宗教教义”的“叔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我们不是同样也很有理由把塞涅卡的死亡哲学看做中世纪死亡哲学的先声吗？ 至于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哲学，其间更明显地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哲学以为桥梁。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死亡哲学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旗帜鲜明的批判，没有他们面对基督宗教教会淫威发出的阵阵呐喊——“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之父彼脱拉克语），没有他们历经三个世纪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理论准备，一个视人的今世生存为第一要事、置神的存在和死亡生活于不顾的近代死亡哲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西方近代死亡哲学到西方现代死亡哲学其间之有一理论过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死亡哲学，尤其是作为德国古典死亡哲学最后环节的费尔巴哈的死亡哲学。因为正是费尔巴哈明快地提出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打出了“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的旗帜，不仅对近代人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清算作了理论总结，把西方近代人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斗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又为西方现代人直面死亡，尤其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死亡观作了必要的铺垫。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前进上升运动 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在于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种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 譬如，西方死亡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就是一个圆圈。中世纪的死亡哲学强调死亡的意义，断言“若不能死，便不能生”，近代死亡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视自存原则或自保原则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对死亡采取漠视和回避态度，这显然是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现代西方死亡哲学批判了近代死亡哲学家对死亡采取的漠视和回避态度，斥之为“自我”的失落或“沉沦”，重新强调死亡的意义，把死亡看做人生“最本己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近代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而对于中世纪死亡哲学来说，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 不仅如此，整部西方死亡哲学史，从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到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再到现代的，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圆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从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到伊壁鸠鲁和塞涅卡，尽管学派林立，内容纷繁，但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死亡哲学始终内蕴着一个相对平衡、相对稳定的“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也就是说，它们对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有一种朴素的理解，既重死，又重生，把死亡问题看做陶冶道德情操、规范人生轨迹的手段，因而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可谓保持了一种较为健全、中道和公允的立场。然而，此后两个阶段的死亡哲学即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却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持一种相对偏颇的立场，它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无形中破坏了古代死亡哲学中“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把潜存于西方古代死亡哲学的原本保持着相对平衡的两个基本环节——死与生或无与有分别片面地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虽然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对人类死亡认识的深化也不无益处，但是在这两个阶段里，古代死亡哲学毕竟是被片面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了，因而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死亡哲学的极力持平、相对中道的立场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或倒退。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便遭到了许多现代死亡哲学家的反对。 20世纪的哲学家一般都有不可思议的唯我主义毛病，他们以孩童般的狂热摧毁了他们的前辈建在沙地上的城堡，并筑起自己的空中之城，这是一种用自身的废料来发生新思想的封闭循环的生产方式。 诚然，很多哲学家都号召不要在死亡面前妥协，或只是去对死亡的伟大意义作大胆无畏的认识，而应投入“武装”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