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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投票出席行为论述 　　[摘 要] 本质上，投票是揭示个体偏好并进而加总成社会偏好的一种手段。从个体投票出席行为入手，可以有效地揭示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个体偏好以及事实存在的利益冲突。作为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投票人的出席行为，通过设计具体的投票机制有效地调和上述矛盾。而最优投票机制设计与应用有赖于对投票出席行为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利益冲突，进而为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矛盾解决方案提供依据。鉴于此，本文重点从个体出席投票动机、个体偏好与出席动机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其出席行为的诸多因素这三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 公共选择；投票出席行为；投票悖论 　　[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1-0117-04 　　一、引言 　　投票作为一种揭示个体偏好的手段，其在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的应用为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提供了一个较低参与成本的对话平台，使公共利益由“贵族治理”向“平民治理”过渡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投票手段一方面能够降低公共矛盾解决的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投票过程能够更好的揭示个体对特定公共问题的认知和态度，有利于将个体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且这种加总后的社会偏好更能够凸现出公共事务的矛盾焦点。因为，投票自身具备双重功能：发现矛盾与解决矛盾，通过投票将个体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可以为具体的政策设计与评估提供坐标。 　　投票结果不仅衡量了众多投票参与人的偏好差异、整体的社会偏好特征与不同利益集团内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基于投票结果所形成的政策与规定本身凸现了一种矛盾冲突解决方案。影响投票人出席并进行投票决策的因素本身揭示了参与人的个体偏好与事实存在的利益冲突，因此，对影响投票出席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本身就是发现参与人利益冲突与矛盾的过程。 　　文献和实践中，投票机制（投票程序、投票结果的计算）与投票人出席行为一直是关注的重点。然而，在投票机制确定的前提下，影响投票结果并进而影响投票偏好汇集功能的是那些导致投票人选择策略出席的因素。也就是，关注的焦点在于，参与人为什么出席投票，特别是当出席投票成本很高且自身成为关键票的概率极低的条件下，参与人为什么出席投票。对于上述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从人的投票行为角度来进行分析，并认为这是一种“理性无知”行为，属于“理性思索后的非理性”。[1]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投票人行为这种“理性思索后的非理性”特征的分析，也是在理性选择研究框架下完成的。具体的，公共选择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应用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基于人们天生的自利倾向假定，其行为的“核”满足理性选择条件并可以据此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描述与解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集体决策可以通过对个体决策结果进行加总而得到，即通过一种方法把个人偏好加总成社会偏好、从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 　　二、投票出席动机：出席悖论 　　对投票出席动机的研究是投票机制设计的基础，因为出席动机本身就包含个体偏好，一直以来是投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但又难以解释的话题。说其难以解释，是因为现实观测到的现象往往悖于理论预测：理论上认为在有成本的、参与人数众多的投票中，个体投票对整体投票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从投票本身中获得的利益不能弥补参与投票的成本，因此，均衡投票出席率应该为零。然而，现实中观察到的结果与理论预测大相径庭，不仅投票出席率非零，而且众多参与投票的个体甘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与投票相关的信息，这种理论与现实相互矛盾的现象文献称为“投票悖论（Voting Paradox）”[2]。 　　针对投票的这一行为特征，有学者提出了“理性的无知””这一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参与投票是个体经过理性思考后作出的一种非理性行为[3]。在作者的理论框架中，上述提到的投票悖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个“不投票悖论”问题（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在投票成本非常低的情况下，仍然观察到大量的参与人选择弃权[4][5]。这一对悖论问题构成了目前投票行为研究的边界。投票悖论问题一直让经济学家们感到迷惑，而迷惑本身也激发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情。 　　对这一对悖论的解释并非在于否定投票，核心在于说明：单纯从经济属性的角度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投票人为什么出席投票。基于此，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通过引入个体对投票重要性的主观感知：公民责任（civic duty）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投票人的出席行为，并认为选民之所以不计成本的选择出席投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她）认为参与投票是维持民主社会发展的一种神圣的责任[6][7]。基于理性选择的思想并从一般性角度计算公民责任对于个体而言的价值D，文献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