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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话剧的结构艺术与语言特征 王敏 老舍著名说家、戏剧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老舍在话剧结构艺术上的独特贡献就是创造了小说化的戏剧结构，使得他的话剧在结构上呈现出小说的特点和倾向。充满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北京市民社会和底层人民为描写中心，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京味儿”民族资本家秦仲义第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秦仲义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生比王利发还惨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第二幕他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常四爷七十多了，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 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 ２、讲究情节铺垫和戏剧矛盾冲突 《残雾》中的洗局长等人物形象是鲜明的，但他们之所以能在剧本形式中浮现出来，主要得力于类似小说的种种表现手法，诸如铺垫、烘托、细节穿插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等。洗局长上场已是第二幕，整个第一幕展示了洗局长的家庭，这是一个对民族存亡麻木不仁而且腐败的拜金主义、上梁不正下梁外的官僚家庭。太太一方面抱怨男人娶小老婆，另一方面却认为儿子升官纳妾自有道理，女儿只管花钱完乐。正当家里乱哄哄之际，一对想发国难财的夫妇前来投靠局长，这就为洗局长本人上场作了有力的铺垫，从侧面预先暗示了这个不但大发国难财，而且玩弄女性难民的国民党官僚的无耻面目，直至此人上场又以那个为救母亲而卖身的女难民，以施美人计巴结局长的杨先生，以奴性十足的毕科长，来烘托出洗局长的霸道、虚伪、精明厉害和贪得无厌，一个顺口叫下级送来花瓶的细微动作，鲜明地暴露出他那假公济私的卑劣品质，要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只需听他一小段对话就够了“……你知道，我在政界有个精明刚正的名声，对内对外，我有我自己的主张与办法，你大嫂不懂事，我会惩罚她的，我叫她明白，我是家长 ！至于这里的小组织，谁也不用多嘴，我爱要什么样的女人就要什么样的女人，我高兴把她安置在这里就安置在这里，属于我管的就得听我的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 这一切描写都是在主要的戏剧冲突——汉奸女间谍徐芳蜜想洗局长骗取情报——展开之前做的。而这些铺垫、烘托、细节、语言合在一起就已鲜明地勾画出了一个刚愎而腐化的反动官僚的形象. 老舍对戏剧冲突的处理力求自然。他写剧，总是力避大波大浪，戏剧动作一般都不特别紧张激烈。但在人物设置上，老舍善于运用性格对比，着重表现剧中人物性格上的照应、陪衬，以强化戏剧的矛盾冲突。同时彼此之间的性格冲突，也不是处于显著变动状态，而是相比较而存在，他们共同烘托出社会生活的律动和变迁。比如，《龙须沟》里王大妈母女的安排就是如此，老舍的意图十分明确“一老一少;一守旧一进取;一明知沟臭而安居乐业，一知沟臭，就要冲出去”。对于具体冲突的展开，老舍运用的是“一触即散”的方式，眼见着一场纠葛就要发生，却一会儿就烟消云散。这种处理方式回避了舞台上形式化的“大动作”，观众从心理期待的反差和落空中得到了审美愉悦。比如《龙须沟》第二幕第二场冯狗子被迫来向程疯子“赔不是”的那一段。在解放前，冯狗子仗着黑旋风的势力，横行霸道，强抢硬夺，踢了程娘子的香烟摊子，还赶上门来把程疯子打得口鼻流血;解放了，冯狗子听从赵大爷的指点来向程疯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