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憨者刘福生.docVIP

画坛憨者刘福生 　　刘福生的画室位于北京市安贞桥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创作、教学生、和朋友们切磋技艺……只要有空闲时间，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这个简单的一居室中。 　　不过，这两天他有些烦闷，由于楼上漏水，他的一部分即将运到香港参展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被损坏了。面对这些市场价值不菲的作品，他却轻描淡写，憨憨一笑说，“不用赔，都是邻居，再画就行，省得伤了和气。” 　　十年下乡路 　　1953年，刘福生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刘福生五岁起就开始学习书法。跟随父亲在老北京卖笔墨纸砚、书法字画的地方穿梭玩耍，是他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刘福生5、6岁时，在一家店铺的柜台里看见一幅扇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时隔多年，刘福生还能清楚地描述出画中的内容，“上面画着两只栩栩如生的蜜蜂和两个奇怪的8字”，在父亲的讲解下，刘福生才知道这正是齐白石先生“一粗一细”的经典画法，而那两个“奇怪的8字”是两只葫芦。这幅“蜜蜂绕葫图”打开了刘福生通向绘画艺术的大门，也让他找到了“一生都想从事的事情”。 　　上世界90年代，还在上小学的刘福生就已经开始展露自己的绘画天赋，出板报、修饰学校的墙壁……“当年，在我们小学，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他笑着回忆说。对于未来，还是孩子的刘福生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划：成为一名画家。 　　然而，命运却充满了偶然和未知。1969年，在大环境的剧烈变化下，刘福生和数以万计的青年一起，离开自己的故乡，北上北大荒，成为一名知青。 　　“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在那里我也有收获。”刘福生说。来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刘福生的绘画天分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在那个年代，由于颜料紧缺，想画一幅彩色的毛主席像很困难。刘福生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队里知青们手头的颜料集中起来，用来画毛主席的脸，身上的颜色用油漆来代替，“我们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里第一幅毛主席彩色半身像就是我完成的。从此以后，各大队都是采取我的办法。”回忆起这段往事，刘福生仍然语带骄傲。 　　从此，刘福生开始了画毛主席像的日子，一画就是十年。 　　得遇恩师 　　1978年初，刘福生得以回到北京，赶上故宫博物院古画复制组招人，这场考试设在故宫御花园东厢房内，“透过房间垂挂在窗户上的纱帘，我能清楚地看到来参观的客人好奇地向房内张望。”考试的场景一直印在刘福生的脑海中。 　　考试的内容是摹绘古代花鸟、人物、山水的画样，考生自己研墨，用透明胶片（实际就是一种很薄的透明塑料板）盖在画样上描拓。在这场“决定今后人生方向”的考试中，他没有像一般考生一样，选择稳妥的花鸟、走兽，或者题款和图章来临摹，而是选择了“最喜欢的一张人物画《伯牙鼓琴图》来进行描绘。” 　　眼看时间流逝，刘福生知道自己画不完了，只好和监考老师说画不完了。没想到，监考老师对他说：“全场仅有你一个选择画人物的，今天画不完不要紧，明天再来继续画。”后来，刘福生才知道遇到的是古画复制厂的仲金鱼先生。“我从老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语气中充满了尊重。 　　从此，刘福生就开始了在故宫博物院临摹古画的日子。短短几个月之后，机会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刘福生又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美工组的招聘，刘福生再次选择了人物画，并毫无意外的入选了。“进去才知道，我是唯一一个非家属子弟。” 　　在历史博物馆，刘福生的的第一张作品是临摹《大唐伎乐图》壁画，“画之前要把宣纸做旧，做成墙壁的效果，得益于下乡时画油画的经验，我做起来就觉得得心应手。负责教我们的美工组老画家张毅然先生表扬了我。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拜入张老师门下，开始了更加系统的学画之路。” 时至今日，成名已久的刘福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觉得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是十分骄傲的事情。 　　一画成名 　　在张毅然的指导下，刘福生的技艺日益精湛。不过，老师的一个问题让他开始思考今后画道路。“老师问我喜欢画什么？”儿时曾经看过的“蜜蜂绕葫图”再一次冲进刘福生的脑海中，“从此以后，我遍寻名师，开始学习齐白石先生的花鸟草虫画法，先后拜著名画家娄师白、常道先生为师，学习技巧。”经过数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刘福生的名气越来越大。 　　90年代初，应日本收藏家正野俊夫的邀请，刘福生历时六年绘制虫草系列作品达到上千种，品种之多、画工之精细，让他声名鹊起，也奠定了他“国内虫草第一人”的地位。 　　齐白石说“像我者亡，学我者生”。刘福生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这句话，在专攻齐派花鸟草虫画法的同时，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和与同行的交流切磋，刘福生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创作风格：画风古雅凝重、笔意酣畅淋漓。 　　如今刘福生身兼数职，中国书画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中国扇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中国书画名家联谊会会长、中国水墨画（中日韩）研究会会长……在众多身份中，刘福生最看重的是“老师”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