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docVIP

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西装笔挺，出入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接触。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向领导汇报。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Stella感慨万千。 　　毕业时，外语好、懂技术的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而且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了，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陪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精打细算……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iE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让你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