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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顾命”难善终 　　张成泽受金正日的托付，辅佐金正恩掌权。在中国古代，这叫“顾命大臣”，地位之显赫，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只要读一点历史，就知道“顾命大臣”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危险职业。 　　派系斗争中被清洗的“八大臣”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顾命大臣排行榜上，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当有一席，而肃顺最终的下场，令人唏嘘。 　　咸丰皇帝病重，自知命不久矣，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入见，接受辅佐幼主的遗命。 　　这八名顾命大臣中，咸丰的宠臣肃顺排名第四，不过实际上这个辅政班子以肃顺为首。当时肃顺的职务是内阁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属于虚衔，御前大臣作为皇帝近臣，理论上也没有多大的正式权力，户部尚书倒有实权，不过也只是中央政府部长而已，但是，肃顺深受咸丰器重，流亡于热河的王公大臣都以他马首是瞻。 　　咸丰又在他身后的权力布局中加大后妃的权重，以此来制衡赞襄团的权力。他赐给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方“御赏”印玺，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玺，这两枚印玺，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以皇帝名义发出的一切上谕、朱批，必须在起首处加盖“御赏”印，结尾处加盖“同道堂”印，方才生效。咸丰设想通过这样的分权设计，将政务的最终决策权与否决权、法令的审核权与签署权收拢于皇室，赞襄团的权力则被限制在“辅弼”性质上，不可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从而防止赞襄权侵吞皇权。因皇帝年幼，“同道堂”印玺又由其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太后）代掌。 　　但咸丰皇帝留下的这个“老臣+新主”的权力布局，却隐藏着潜在的冲突：赞襄集团不欲执政大权被两宫太后分持，太后也不甘心让赞襄集团独揽朝政。于是乎，热河行宫内，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的悲怆气氛下，掩盖着争夺权力的刀光剑影。 　　咸丰的遗诏中存在着一个从字面上看不出来的漏洞——遗诏对恭亲王只字不提，有些掩耳盗铃地将恭亲王排斥在顾命大臣名单之外。恭亲王是咸丰奕詝的六弟，才干见识远胜于咸丰。后来的所谓“同治中兴”，就是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开创的。咸丰之父道光皇帝曾在立储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立四阿哥奕詝还是立六阿哥奕訢？后来咸丰虽然继承了大统，但他对恭亲王的亮瑜情结却一直无法释怀。 　　当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北狩”，匆匆命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即收拾烂摊子。不过这样一来，在咸丰远离帝都之时，留守京城的中央政府其实由恭亲王主持，而经其周旋，联军撤走，和局谈成，更使他获得了“僭主”一般的权威。咸丰的权力布局有意“遗忘”了这位雄略的六弟，可是恭亲王积累起来的势力不会马上消失掉。如果与恭亲王结成联盟，慈禧便完全有可能抗衡乃至扳倒肃顺集团。 　　九月二十三日，按赞襄团与太后的商定，是“恭奉大行皇帝梓宫（棺材）回京”的日子。梓宫回京有一套非常繁复的仪礼，慈禧便以小皇帝年幼，经不起折腾为由，与赞襄团商议是否有变通的方式。肃顺等人同意太后与小皇帝由赞襄团中的载垣、端华护驾，先行一步，回北京城恭候梓宫。 　　于是，慈禧成功地走出了摆脱肃顺势力范围、提前与恭亲王“会师”的关键一步。须知京城的政治局面，由太后的小叔子兼盟友恭亲王所掌控，慈禧回宫，便如龙入大海。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城，不待休息，立即召见恭亲王及其他朝中大臣，“缕述三奸（指肃顺、载垣、端华）欺藐之状”，一边说一边哭，眼泪与鼻涕齐流，花容与月貌失色，群臣也听得义愤填膺。一个曾经被肃顺羞辱过的大臣周祖培受恭亲王暗示，率先跳出来说：“何不重治其罪？”慈禧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如何治罪？”周祖培出了一个主意：“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恭亲王这时将早已拟好的治罪诏书奉给太后，太后欣然钤印。 　　次日，群臣朝会，恭亲王宣读了拿问“三奸”的诏书，载垣、端华被当场拿下。当天深夜，护棺行至密云县的肃顺也被人从睡梦中揪出来，连夜解赴北京。可怜大行皇帝尚未入土为安，其临终指定的顾命八大臣已于顷刻间被解除权力，精心设置的权力布局也随之土崩瓦解。 　　肃顺、载垣、端华在内的顾命八大臣，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与两宫太后的夺权斗争，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落败。肃顺随即被押回北京，在菜市口问斩，载垣和端华被赐死，穆荫被流放，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被革职。只有景寿一人得到善终。 　　此后清朝灭亡，帝制倾覆，顾命大臣这个悲剧的职业就绝了后。想要围观这种危险游戏，除了看电视剧，就只能看新闻了。 　　新主坐稳江山后，顾命大臣危险就来了 　　史上最风光的顾命大臣，当属西汉名臣霍光。霍光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元狩六年（前117），霍光担任奉车都尉，侍奉汉武帝左右，得到武帝的信任。传说汉武帝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时，赐给霍光一幅画，画的是西周的相国周公旦背着年幼的周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