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胡愈之.docVIP

说不尽的胡愈之 　　一番高见，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关于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时间估计，毛泽东提出时间表与修改时间表，都在1948年。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还预计“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到了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就更改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战局的新判断还与胡愈之的预见有关。 　　1948年夏，胡愈之秘密乘船从香港到达大连，与大连的中共负责人李一氓倾谈。胡愈之说：“夺取全国胜利，我想用不了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年。”他进而分析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因而人心也崩溃了。如今国统区无论哪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老百姓已经等不及了。” 　　李一氓被胡愈之说服，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对中共中央决策极有参考价值，当即报告给旅大区党委，并决定专门组织一次交通护送胡愈之到西柏坡，将这个见解报告毛泽东。 　　不久，胡愈之到达河北平山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表修改了。其意义在为中共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调整，以及及早思考和制定诸如城市接管建政、农村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社会救济等一系列政策，在时间上争取了主动。 　　李一氓判断，“显然毛泽东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的态势，作了更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 　　1986年，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在《高明的预见》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此事，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准确判断，是胡愈之平生最大的贡献。 　　两篇著述，开启早期报告文学的先河 　　胡愈之一生著述颇丰，而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兼有重大影响的，当数他的两篇著述：《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针对日本资本家惨杀领导中国工人罢工的顾正红的罪行，胡愈之于6月30日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其中载有他目睹五卅运动斗争史实著述的6万余字的《五卅事件纪实》。 　　1930年，胡愈之结束以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在法国三年的考察学习，归国时途经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回到上海便写了《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方面的情况和成就，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连载，后由新生命书店出版，一年内连印5版。 　　这两本著述，在政治上的影响，是为广大追求进步的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们心灵深处播下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在学术上的影响，是以此奠定胡愈之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地位。鲁迅曾评价说：“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三书编印，出版总署署长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愈之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中共中央的确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说到胡愈之的出版业绩，有三部书必须提及。 　　一是《西行漫记》。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延安后著述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在上海收到样书后便借给胡愈之阅读。胡愈之当即以“复社”名义组织起11位译者（包括自己）分头将英文版译成中文版。为便于发行，还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从当年12月翻译到1938年1月即出书，半年内就重版五次，印数达8万余册，翻印更数不胜数，使这本向人们真实、客观介绍红军和共产党情况的译作，成为抗战时期在国统区、香港及南洋的畅销书。1939年4月，胡愈之又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斯诺前妻尼姆·韦尔斯采访陕甘宁根据地之后著述的《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二是《鲁迅全集》。1938年，胡愈之联络鲁迅夫人许广平，结集出版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为筹集出版启动资金，他还请蔡元培题写书名，同时组织陶行知、周恩来、巴金等知名人士四处推介，使全集付印前就实现认购百余部、预收款4万余元。仅4个月，《鲁迅全集》得以顺利出版。 　　三是“知识丛书”。1961年，胡愈之约请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等七八人聚会于四川饭店，商议出版一套旨在提高一般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他的设想是几个出版社按照出版的分工合作原则出版一套类似“百科全书”的丛书。大家对他的建议几乎没有异议。至“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知识丛书”30多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金开诚的《诗经》、杨伯峻的《文言文法》、沈起炜的《文天祥》、李俨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林森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华罗庚的《运筹学》等。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