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与犯罪被害恐惧感 .doc

社會治安與犯罪被害恐懼感 陳玉書 一、前言 大多數犯罪事件發生時，如殺人、傷害、竊盜、強盜和搶奪等，同時存在加害者與被害者，兩者關係是相對的。因此，在20世紀中葉，有關犯罪害恐懼感的研究已成為犯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Garofalo曾指出，一般民眾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程度遠高於實際犯罪的嚴重程度（1979）。許多民眾雖未遭受犯罪被害，卻存有犯罪被害恐懼感，此意味著民眾對自身及財產安全感到不安的情緒，可能較實際犯罪問題嚴重。一般民眾的犯罪被害經驗、對犯罪問題嚴重程度的看法與其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程度是否相當？以及對不同犯罪類型的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對於這些問題的觀察和分析，將有助於釐清長久以來人們對於台灣社會治安的看法和爭議。 其次，犯罪被害理論中的生活型態--暴露理論（Lifestyle/Exposure Model of Personal Victimization（Hindelang et. al., 1976）和日常活動理論（Cohen＆ Felson, 1979）均強調個人人口特性（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和種族等）會影響其生活型態或日常活動，因此，犯罪被害者的人口特性分佈是非隨機的，亦即某些特質人口有較高的犯罪被害率。無獨有偶，有關犯罪被害恐懼感相關研究亦發現，個人人口特性不同者其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顯著差異（例如：Garofalo, 1981; Bennett Flavin, 1994; 林燦璋等，1996; 林文卿，2002）。犯罪被害者與高犯罪被害恐懼感者在人口特性上是否具有同質性？亦即同時集中在某些特性的人口中？或者犯罪被害者與高犯罪被害恐懼感者為不同的群體？這些問題亦為本文所要探索的議題。 早期有關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研究發現，個人過去的被害經驗與其犯罪被害恐懼感的高低有密切關係（Garofalo Laub, 1978; Skogan Maxfield, 1981），因而發展出所謂的犯罪被害模式（The Victimization Model）。然而亦有部份研究者發現犯罪被害與被害恐懼感兩者間僅存在間接相關或極微弱的關係（Gates Rohe, 1987; Liska et al., 1988）。犯罪被害經驗與犯罪被害恐懼感的類型是否具有同質性？個人的被害經驗和對治安的看法對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影響為何？ 犯罪被害模式的觀點是否經得起考驗？ 最後，本研究係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二次為分析資料，研究者除了試圖從理論的觀點探討社會治安與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關係外，有鑑於社會治安的良窳，牽動著一般民眾對整體刑事司法體系運作的信心和滿意度，以及對於刑罰寬嚴的態度。就政策導向觀之，本研究之議題對政府施政和刑事政策亦具有深遠意義，因此，將社會治安與犯罪被害恐懼感對警察、法官、矯正機關、量刑輕重之滿意度和死刑支持度之影響納入分析。 二、相關文獻 （一）、社會治安與犯罪被害恐懼感之意涵 一般而言「社會治安」係指社會秩序安寧的維持，吳學燕（1989）認為「凡破壞或威脅社會安寧秩序的客觀存在事實，即構成社會治安問題。」；李震山（1993）則認為『治安』雖非為法定用語，但有其特定意涵，故從法令規定與警察實務運作觀之，警察維護治安任務，應可分為危害防止與犯行追緝兩部份。林燦璋和侯崇文等（1996）有關社會治安指標之研究，則將社會治安的概念劃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構面，主觀構面包括民眾的治安安全感和警察滿意度，而客觀構面則涵蓋官方犯罪統計和犯罪被害調查。 由上述觀點觀之，狹義的社會治安的概念包括一個社會犯罪的發生，而廣義的社會治安概念則擴及政府對犯罪所採取的抗制措施。本研究採取狹義的社會治安概念，即以犯罪的發生為主，客觀上以官方犯罪統計和犯罪被害調查來測量，主觀上則以民眾對於犯罪嚴重程度的看法來測量；由於安全感或恐懼感可能受實際犯罪發生或聽聞犯罪與被害等因素的影響，其所反應的是社會治安本身或為治安良窳的結果仍有待商榷，例如我們可以說社會治安良好的社會，民眾會有較高安全感或較低的被害恐懼感。因此，本研究將犯罪被害恐懼感抽離於社會治安的概念之外，而強調二者彼此間之關係。 在被害恐懼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加後，學者曾對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意義分別提出不同的看法。Yin(1985)認為害怕犯罪是民眾面對犯罪侵害時的心理上反應（參見侯崇文，1995）；Box等(1988)則認為被害恐懼感並非具體發生的犯罪事件，而是一種知覺或認知情感的反應，當人們感覺自己有被害風險時，即存在犯罪被害恐懼感。近年有關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研究，大都以無形恐懼感或具體恐懼感來界定；前者意指個人對鄰里安全的知覺或易受傷害的感覺（如：Liska et al.,1988；林燦璋、侯崇文等，1996；姜雅芬，1998，林文卿，2002)。後者則評估個人或親人成為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