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荐书的三种形态.docVIP

官员荐书的三种形态 　　苦难辉煌》、《激荡三十年》、《曾国藩》、《世界是平的》……这些一度盘踞在畅销书榜单上的名字，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前缀。今年4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从读书活动5年来所推荐的百余种图书中，评选出“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以上书籍赫然在列。 　　荐书是种分享，更是种传递。如果说，组织荐书更多的是营造一种学习型政党的宏观氛围，那么，当荐书的主体变为官员时，这种分享和传递就具有了很多值得咀嚼的微观意义，比如推荐者的个性特征，比如解决特定问题的有的放矢，又或者是某个时间节点的对症下药。 　　个性的显示器 　　说到被官员推荐次数最多的图书，《世界是平的》一书想必是榜上有名，而论起最为推崇这本书的官员，则非汪洋莫属。 　　2007年春节前夕，重庆部分市级单位负责同志读书座谈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将阅读此书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参会官员，一并提出了后续的检查作业，节后抽出半天时间结合重庆实际集中讨论。 　　再后来，汪洋将这本书又带到了他主政的广东，在多个场合推荐给当地官员。他甚至邀请了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到广东访问，汪洋表示：“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通过阅读《世界是平的》，加深了对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了解，对指导工作很有帮助。” 　　对这本书的推崇，某种意义上成为汪洋全球化视野的有力注脚。这本以“世界正被抹平”为主要论题的专著，论述了全球化进程的最高阶段，即“个人”的全球化，而这场变革的推动力是软件和网络。作者弗里德曼应邀和汪洋见面后，曾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给予汪洋这样的评价，“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 　　创新意识的进一步解读就是前瞻性思维。 　　2011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致信省直机关干部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推荐了两本有关幸福的书，分别是《幸福的方法》和《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他在亲笔推荐信中说：“如同民主和自由一样，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两本荐书为汪洋“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执政理念开了一扇展示的窗口。根据有关部门的推算，江苏的经济总量将在2017年左右超越广东，面对这种步步紧逼，汪洋表示不准备打经济增长速度这个仗了，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 　　不难看出，无论是彰显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是平的》，还是体现超前思维的“幸福之书”，读书和荐书已经成为汪洋鲜明个性的显示屏，通过这些，观察者能够更为真切地读出一个多维度的官员形象。 　　“致官场的信” 　　当然，除了个性的体现外，官员荐书有时候也是有着特定目的的疗伤之策。 　　2004年初，刚上任不久的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做了一件事，他给省政府的厅局长和县市长们送上了一份别出心裁的新年礼物——一本《致加西亚的信》。 　　彼此，尚处在政商转换期的卫留成已然被海南官场的执行力弄得要拍案而起了。任代省长的一个月，卫留成做了57个工作批示，最终交上的成绩却只完成了2件。在企业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政府里遭遇水土不服，他决定进行嫁接，“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融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而《致加西亚的信》就成了他“致官场的信”。 　　卫留成曾经痛惜地说：“海南的发展，不缺少中央正确决策和支持，不缺少好的发展思路和政策，也不缺少鼓舞人心的目标，但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执行力。哪怕我们的干部能落实好30%的政策，海南的发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同样推荐《致加西亚的信》一书的还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2010年7月，在山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袁纯清说：“有这样一本书，传递着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广大干部学习。”这种精神即是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高效执行力。而这一推荐针对的恰恰也是山西部分官员当时存在的不良工作作风，他希望借此唤醒官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在这本书之后，卫留成又向海南省的人大代表们推荐了一本《改革政府》，书中为美国政府开出了十个药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 　　这位曾经担任中海油CEO的官员，为执行乏力的海南开出了两剂良方，强调政府工作重在落实，公务员要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致加西亚的信》中那位不顾一切完成送信任务的年轻中尉，正是医治海南官场病痛的药引。 　　2009年，卫留成第三次荐书，《心耘》一度上演洛阳纸贵。这本解析新加坡如何从资源匮乏的小国一飞冲天，跃升为经济强国的书，再次为海南官场带来了反思和激励。“执行力”、“创新力”、“影响力”，这浓缩了新加坡快速崛起之路的精华要素，也成为海南官员学习的目标。 　　城市生长素 　　官员荐书的第三种情形，往往与地方的发展相关。 　　在昆明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本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997年，昆明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骆晓林收获颇丰，他参加了原国家外经贸部在长春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