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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关系：亲密还是疏离？ 　　在少惹事的观念之下，村干部和农民都在减少接触，二者身份也都越加模糊，他们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挣钱之上，越来越不关心集体公共事务了。 　　最近10多年来，基层干群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新世纪之前，农村最有威望的人当属村干部，村干部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尽管当时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不少矛盾，干群之间还是有着较强关系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免除农业税后，干群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强关系变成了一种弱关系，甚至是“没关系”。 　　“谁也不理谁” 　　河南周口一个村庄的老书记说：“现在（干群关系）淡了，大家都忙着抓钱哩，谁也不理谁。即使是你上门收医保，本来是为他服务，他还是不理你。”老书记为村干部地位和威望直线下降而倍感失落。 　　过去，干部工作多，需要不断和农民打交道，特别是收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废除农业税后，农村干部已无多少实质性工作要做，经常要处理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湖北黄陂木村，村主任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解纠纷，比如有两个农户因为一家的鸡在另一家门口排泄粪便而吵起来，最后差点大打出手，村主任出面劝和后，双方才罢休。 　　许多村民因为常年在外打工，长时间没有和村干部打过交道，以至于都不知道谁是村干部。在一些有资源的村庄，利用村庄公共资源，发展村庄经济，分配集体利益，成为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而有了这些资源可以利用，干部便有能力做事。而对于没有资源的村庄来说，没有经济收入，村庄公共事业也难以做起来，干部的工作范围就极为有限。 　　在黄陂木村，村干部将村集体的部分荒山承包给人种植树苗，然后协调部分农民流转一些土地给承包商搞经济作物种植。木村主任说，他们村干部很谨慎，虽然流转的土地很少，租金也不多，但是一旦不能如实兑现租金，村民就会闹起来，而且第一个找村干部闹。木村村主任面临的困境是，他自己不能从中获利，反而还要承担风险，除了帮助农民增收以外，对集体也没有多少好处。周口老书记将此总结为“谁干事谁惹事儿”。 　　从干部自身来说，倘若不是有一腔热情帮助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大部分农村干部都懒得做事，特别是自发的做一些对村庄有益的事情。这进一步加剧了干群之间“没有关系”的现状，因为和群众发生越多关系，对干部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麻烦，特别是上访成为农民普遍的维权方式后，农村干部更加害怕惹事。 　　湖北孝感井村的岳书记介绍说，村里面有两人凑一块儿喝酒，结果一人喝死，于是这家人开始上访，天天在镇政府吃喝拉撒，镇领导干部和村干部都得陪着，原因是谁也不敢大意，怕他们去市里或者省里上访，这直接关系到基层干部的前程。在上访行为的催化之下，农村干群关系不仅客观上疏离、冷漠，主观上村干部也在回避，他们不想招事而惹事儿。 　　对于一般中西部农村来说，大体上干群关系都呈现这样的状况。在少惹事的观念之下，村干部和农民之间，都在减少接触，干部和群众的身份也都在模糊，他们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挣钱之上，越来越不关心集体公共事务了。 　　为何疏离？ 　　干群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原因有很多。 　　首先，村庄集体资源缺乏，干部没有了开展工作的经济基础。很多村庄在税费改革之前欠下不少债务，其中一部分靠变卖村庄集体资源等方式来偿还。没有了集体经济来源，村干部各项工作就缺乏了基础。 　　如今，大部分的干部工资都是依靠国家转移支付，而这部分资金，发干部工资都尚嫌紧张，更不用说挪出钱来用于其他公共事业。周口的那位老书记说，“屁钱没有，哪儿有权！”没权又没钱，自然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孝感井村书记说，他们的工资都是镇里用转移支付的钱来发放的，所有的账目都归镇里财务口管理，他们无权过问，村里办公等各项开支，都需要从镇里报账。村干部自由行动的权力进一步受限。 　　其次，农村各项工作逐渐转移到各个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而村干部更多的是以一种配角的身份参与其中。比如农村低保问题，许多地方政府考虑到村干部利用低保资源谋取私利而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将低保审核的权限大部分回收到政府民政部门，村干部所能做的就是协助农民申请低保，并帮助政府部门审核。 　　过去，村干部说他们的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的各项工作，最后都是他们在做，而现在他们能为村庄做的事情在不断减少。这在缓解基层干群矛盾的同时也减少了干部和农民打交道的机会。 　　再次，农村社会和村民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经大部分都是种粮为业，而现在种粮农民已经很少，要么是老人在种田，要么是流转给了大户集中种植。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出去打工，因为收入更高。 　　按照孝感井村干部的说法，“现在农村满眼望去没有几个人，有的也是老人，没事他们不找你。而年轻人，在外面挣了钱，回来风光，你看起来都羡慕，他更不理你。”农民的生活中心逐渐退回到家庭，而村庄公共生活几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