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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的环境俱乐部 　　现在，我在北京教书。我选择來到中国，因为非常尊重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在这里，我也领教了“北京式咳嗽”，弄得我像个老烟枪似的！ 　　200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公立中学里，我开始给学生讲轻度障碍生活科学课。我希望能把这门课程融入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活得更有意义。但不幸的是，有时那些已经确诊有障碍的学生面临重重麻烦，尤其进入高中以后，学习上遇到不少困难，很是沮丧。我以前积极参与过在秘鲁和海地的两个短期公益活动，深知帮助别人能给自己带來内在的成就感，于是决定给孩子们组织个“地球日工作日”活动。这个活动开始只有一天，后來发展成俱乐部，很多学校积极参与了10年。 　　“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不是“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它的目的是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带进学生的真实生活，融入他们的思想和习惯里。这也是我们老师的责任。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以前我当科学老师时，教授环境理念，学生们随后要参加标准测试。我发现，很多学生在实践中真正理解了环保理念和他们生活在其间的环境的相互密切关系后，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出色了。在佛罗里达，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问题就是外來物种的入侵。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没有天敌，入侵物种会慢慢杀死和取代本地物种。我带领学生参加的活动中，就包括扼制入侵物种。这种理念在佛罗里达以及全美国的课程里都有，中国可能也有。其他的概念，如避免过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等，也是标准测试的重要部分。通过服务学习，学生们将这些理念融入生活，创造了“双赢”的局面：既是人生的重要一课，就是环境的治理需要我们的努力；同时也感受到，帮助他人能够让自己更加成熟。 　　第一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与当地一个州立公园合作清理入侵植物，负责人还出钱给所有参与者买了印有标志的T恤衫。学生学会了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人，改善环境。我曾和一个中国朋友说起这件事，她马上反问：“天天忙这些，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受影响吗？”其实，这些活动都是在佛罗里达州中学生活科学课的指导框架中，参与活动，不仅不影响学习，还能让他们更真切地理解我之前在课堂上讲过的知识。我还联系当地报纸，他们在“孩子的力量”栏目中报道了这件事，这成为学生们之前一直不太景气的学校生涯中一个大大的亮点。 　　从第二年起，我发起成立了“环境俱乐部”，会员每周都在增加。这还因为一个挺荒唐的机缘。当地有一个回收废纸的服务机构，那里有个人某天打电话到我家，说我的垃圾回收箱送到了。我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决定把它们带到学校來。下次俱乐部聚会时，我们把这些箱子摆放在学校的每个教室和办公室里，用于回收纸张。之后几周，俱乐部每次聚会我们都要去清理。后來学校把星期三定为俱乐部日，那一天，我就率领学生们，用从看门人那里借來的那辆带轱辘的大垃圾车，满学校清理废纸箱。到后來，我们每周都要清出四五大箱的东西。活动的最后一年，垃圾清理公司不得不给我们多送來些回收箱，我们很快就能把它们填满，而他们一个月才來收一次。 　　同时，我继续和各种本地的州立公园合作搞项目，也开始被各种专业会议邀请去讨论环境议题。中途，我曾经离开那所学校，小道指南，也算是功劳不小。 　　在那所特殊学校，我很快也建起环境俱乐部，并且和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市的奥杜邦社团（Audubon Society of JacksonvilleFlorida）建立了伙伴关系，他们在城市边缘拥有一块300英亩的土地，主要是湿地。很多年前，一个伐木公司拥有这片土地，没有顾忌地砍伐着古老的柏树。之后，佛罗里达经历了大发展，湿地周围和上面出现大大小小的建筑，大量非法倾倒物堆积在此，一年又一年，加上排水系统失效，垃圾中成吨的毒素进入水系统，而这些水是要净化了用于饮用的。最后，土地的主人把它捐给了奥杜邦社团，希望它能比较像样地留给子孙后代。这是我给学生进行教育以及带领他们参与服务活动的好机会。奥杜邦社团的一个成员兼董事会一员，是州水利资源管理部门的生物学家，他总來帮我指导孩子。我也协调他來俱乐部做报告。 　　每个新学年，我教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水资源。水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自然资到一所特殊学校去教那些在家里遇到问题的孩子。但是，最后一年我又回到最初这所学校。我们俱乐部获得了克莱县义工服务奖（Clay CountyVolunteer ServiceAward）的提名，虽然最终没能获奖，但获得提名对学生们已经是意义重大了。而且，这最后一年，我们回收了4.5吨的废纸，完成了一个本地植物保护项目，还帮州立公园弄了个步行源，我们可以没有黄金、钻石，甚至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无法离开清洁的水。我告诉学生，刷牙和刮胡子时如果关上水龙头，结果会大不相同。我让他们做个试验：洗漱时把一个桶放在水龙头下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