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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视野 创新思维 丰富实践 引领研究 　　《对外传播》是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传播信息、交流经验的园地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也是一本对外宣理论和实践多维度认知的、有一定综合性的期刊，至今已经走过了200期的发展历程。她虽然还比较“年轻”，但在对外传播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00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节点，既要对过去二十年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更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认清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新的起点上利用新优势，研究新问题，发挥新作用，使《对外传播》再上新台阶。 　　对外传播研究的开创 　　1949年，外文局正式成立并开启了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此后，外文局开始在图书和期刊两个主要对外传播领域发挥作用，并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集聚了一批有内外文化沟通能力的大师，依靠他们的经验和对外交流实践，在当时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利用有限的对外交流资源向世界说明一个新的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也由此开始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段连城、沈苏儒等外文局老一辈专家在这一重要时期，依托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积累的丰富对外交往经验，发表了一批至今依然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对外传播学开拓者”的段连城于1988年出版《对外传播学初探》，被学术界称为对外传播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这本书和沈苏儒的业务专著《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一起，构成了外文局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1993年段老出版的《怎样对外介绍中国》和1999年沈老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在保持广阔视野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是对外传播领域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 　　过去十年，随着外文局事业的不断拓展，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业务板块。在外文局的图书、期刊、网络、研究、翻译等五个主要业务板块当中，理论研究的发展速度和发挥的作用处于领先地位。《对外传播》杂志依托于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理论研究的发展，专业色彩更加浓厚，积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新经验。尽管它是一本非常小众的杂志，但通过几代人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以及依托全国对外传播领域诸多知名专家学者、资深从业者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该刊的文章引用频率在同类期刊中已处于领先地位。过去200期的光荣与成绩已载入历史，当下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责任与使命才更值得思考。 　　面临的新课题与新机遇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深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传媒生态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外传播面对的舆论环境日趋复杂，这对我们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传播中国信息提出了新的课题。 　　当前，国际社会不仅关注中国的信息，而且已经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同他们本国乃至个人事业的发展有关联的元素。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理念与民族发展目标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过去，通常一个数字就能说明中国，因为它最能体现变化，而现在国际社会在了解数字的同时，更加需要了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制度与道路同国际社会的关联度。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我们的价值观、理念、制度与道路，如何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展示明天的发展方向，更好地阐释“中国梦”，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传播业已成为当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为各种国际元素往来所创造的空间是前所未有的。传播中国的形象、理念、价值观，用以往那种“我说你听”的方法已不合时宜。因此，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环境下，要准确传播中国信息，就必须发挥新技术在传播中的作用，更好地实现信息的交流、交融、交锋。 　　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面对丰富的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成果以及当前的新形势，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对对外传播提出的全新理论指导和工作要求，集中研究包括话语权、跨文化传播、翻译问题以及中国表达等在内的新实践过程中以及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问题，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服务工作大局的对外传播理论体系，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引领实践变革的重要作用。 　　一是加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外传播》要致力于打造一些有针对性的栏目来研究如何加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说：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有效性和针对性，是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为基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性变化，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还是处于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的状态。加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基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