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台湾学生的师生情.docVIP

我与台湾学生的师生情 　　我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多年，但几十年的师生情犹如一幅幅清晰而令人难忘的剪影，常常映现在眼前。 　　1949年10月，我随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师生赴天津，并入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随学校回迁北京，在学校学习工作生活了60多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我担任教学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是全校各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遇到了不少来自台湾的学生。加之我的老家在台北淡水，和这些来自故乡的年轻学子既是师生，又是乡亲和朋友。他们在学习上、工作上遇到了困难，都会来找我或为之联系学习，或介绍教师，还有不少都是我亲自帮忙补课，以期达到学院要求的入学水平。如今，我已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多年，但几十年的师生情，犹如一幅幅清晰而令人难忘的剪影，常常映现在眼前。 　　上世纪70年代，海峡两岸还处在隔绝的藩篱之中。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了第一位台湾籍学生。她是一位旅日台胞，渴望学习钢琴专业，但碍于条件限制，最终改学琵琶专业。记得当时她的入学通知书还需要特批，好在最终顺利入学。新学期开始时，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和大陆同学一起住集体宿舍似乎不大方便。好在这位学生不怕吃苦。那时我家住在学校内的筒子楼宿舍，我们夫妻住一间，母亲和女儿住一间。为了解决这位台生的住宿问题，就在女儿和母亲的床之间加了一个折叠床，虽然挤一点，却也其乐融融。不久之后，学院终于解决了她的住宿问题。在学院学习期间，她十分勤奋，除了正课之外，广泛听课，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还结交了一位作曲系高材生，俩人毕业之后喜结连理，在海外发展音乐事业颇有成就。时光荏苒，一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保持着联系。在她母亲过世后，她就把我的家当成了娘家，如今她已是两个女儿的妈妈，大女儿去年还考取了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看着“女儿”的生活幸福美好，我由衷感到欣慰。 　　上世纪80年代末，海峡两岸逐渐开放探亲、旅游。此时，来中央音乐学院求学的台湾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记得1989年，一名来自高雄的女孩，准备在学院学习二胡专业。当时学校在短期内无法安排她的住宿问题，这位学生自然又住进了我家。那时，我家的条件已稍有改善，房子虽小，却有3个独立房间，我们夫妻住一间，妈妈住一间，还有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由于女儿出国，恰好可以给她住。就这样，我家又多了一个“女儿”，那些日子，我们吃住在一起，生活忙碌而开心。 　　记得这个女孩住在我家时，有天上午我母亲突发脑血栓，当救护车开进学院时，她正在琴房楼练琴。听到急救车的笛声，她下意识地往外张望，看见车子正驶向我们住的楼房。可能是我们相处的缘分产生了心灵感应，她立即跑来陪着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那时的她，还是个不到20岁的女孩，在台湾历经父亲生病及去世，是一个很有耐心而又懂事的孩子。我母亲住院期间，需要日夜陪护，她也尽一切可能抽出时间到医院去替换我们，与我们的老同学、老邻居、学生家长一起，帮助我们夫妻渡过了那段难熬的日日夜夜。在最困难的时刻，能有这样的学生帮忙，内心的感动，难以尽述。 　　1996年，我随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赴台交流演出，她的义父和哥哥专程从高雄赶到台北来看我。当“青交”巡演到高雄时，我也专程去她家做客。这位台生后来结婚时，也没有忘记给我们寄来她美丽的婚纱照，让我们分享她的幸福时刻。去年8月，她与丈夫带着孩子们来到北京，我们又见面了。如今，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两个在上中学的男孩挺拔英俊，小女儿活泼可爱，先生事业有成，不时往来于两岸之间。我和老伴都替她感到高兴。 　　由于两岸入学考试的制度不同，不少来自岛内的年轻学生，对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要求，不甚了解。作为台胞乡亲的我，自然希望来自故乡的年轻学子们来大陆高校学习深造，但又不能降低学院入学的条件。我就结合每个学生的自身条件给予建议。记得教学时，遇到一位台湾学生准备报考学院打击乐专业，由于与入学条件有些差距，未能通过专业考试。后来得知这位学生曾学过扬琴，我建议他改考专业，帮他安排专业老师进行考前辅导。经过努力，他如愿以偿地考进了音乐学院，入学后，他还选修打击乐作为第二专业。这位学生毕业时，邀请我和老伴去参加毕业音乐会，演出中他同时展示扬琴和打击乐演奏。看着舞台之上学生展现的成果，作为老师的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在教学的那些年中，也有一些来自岛内的学生年龄比较小，作为老师，又是台胞长辈，我更是格外关心。记得有位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台湾女孩，因还未成年，她的父母得知我是台湾人，希望由我来做他们女儿的监护人。作为非亲属关系的监护人，这副担子可不轻啊！为保证她专心学习，我经常和她的老师联系，了解她的学习情况，还不时给予必要的提醒和督促。学生的家长也经常和我进行电话沟通，得以及时了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