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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看埃及之变 　　当地时间7月3日晚，在埃及军方为支持和反对现任总统穆尔西的两大阵营设置的48小时解决危机最后期限到期后，埃及军方发表声明称，穆尔西已经下台，埃及将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总统职权暂时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代行。历史是何其相似。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也是在开罗解放广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下台。区别在于，穆巴拉克是军人出身的强势总统；穆尔西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同时还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毫无疑问，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西亚北非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伊斯兰政治力量短期内迅速合法化、政党化，一些伊斯兰政党甚至进入了权力的中心。自2012年年中以来，埃及穆兄会、突尼斯复兴运动、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相继上台执政，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也门改革集团则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数个部长席位，在反对党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成为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一极。对于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有人赞赏，也有人忧虑。但外部世界的解读难免有些隔靴搔痒，倒不如看看阿拉伯学者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普遍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中东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手段，转型国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埃及之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首先，新兴伊斯兰政党缺乏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政治素养。持民粹主义观点的左翼作家、《半岛网》专栏作家萨拉马·其拉特在《政治伊斯兰——从反对派到执政党》一文中认为，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本质上与其前任毫无二致，是一种失败的统治，正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反抗与抵制。当这些政党作为前政权的对立面存在时，它的缺陷与弱点未得显现，一旦以执政党面目出现，其弊端则暴露无遗。宗教不能成为加强政权合法性的利器，也不是消除民众愤怒的灭火栓。 　　伊斯兰学者、《中东网》专栏作家优素福·迪尼在今年4月一篇名为《穆兄会的民意支持率与合法性双双下降》的文章中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上台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和解工作，反而加剧了与昔日政治宿敌之间的明争暗斗，这势必阻碍政治和解与民族融合进程。他还认为埃及自由与正义党自去年6月上台执政以来的作为“极为糟糕”，该党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完全拜其竞争对手无能以及民众急于摆脱穆巴拉克统治的急迫心理所赐。上台执政以后，它不仅没能实现人们翘首以盼的改善民生，而且没能守住其温和伊斯兰政党的形象，内外政策日趋极端，甚至试图干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恪守的司法独立，有滑向激进、极端宗教派别之虞。迪尼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面临政局动荡的严峻危机，消除这一危机需要高超的智慧、果敢与远见卓识。但从目前情况看，埃及穆兄会并不具备上述良好的政治素质。 　　其次，新兴伊斯兰政党独断专权，招致世俗社会激烈反弹。《中东网》专栏作家穆罕默德·拉米希在《直到被伤害者再度成为被囚禁者》一文中对埃及政坛现状表示担忧，认为穆兄会极力扩充权力，并通过修宪等手段削弱司法、军方及反对派力量，以“民主”、“改革”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这不仅使穆兄会失去不少埃及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而且导致世俗、民主力量将其视为阻碍国家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原因。突尼斯世俗主义者、《中东网》专栏女作家阿玛尔·穆萨在《伊斯兰法律的拥趸者与复运的政治前途》一文中认为，突尼斯复兴运动（简称复运）可能成为新的政治“暴君”。在突尼斯历史上，本·阿里集团曾以危害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侵犯妇女权益为名排斥伊斯兰政治力量。本·阿里下台后，通过投票上台的复运“精英们”并未遵守民主与票箱政权的游戏规则，他们试图通过出台“保卫革命法”，将其政治对手悉数排挤出政治生活。此外，复运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来改善形象是一大失策，结果弄巧成拙，支持率不升反降。 　　其三，新兴伊斯兰政党未能有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持左派世俗思想、《半岛网》专栏作家法迪尔·拉比伊在《阿拉伯人生活在对伊斯兰恐惧中》中认为，如果说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政治上差强人意，那么经济领域更是它的短板和软肋。宗教狂热分子们掌握国家政权后将大把时间用于政治倾轧，却不着手解决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根本原因——经济问题。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并使自身前景堪忧。作为政治伊斯兰的坚定捍卫者，阿卜杜勒·法尔汉在《伊斯兰分子与政权：机遇与挑战》中也承认，平民百姓最关心的是面包问题。他表示，经济问题是现政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贫困人口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规划遭遇挫折，并伴随着大量无解的经济难题。当选民将选票投给伊斯兰政党时，内心是希望其个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选民的耐心是有时间限度的，这就要求伊斯兰政党既要有短期内使经济有所起色的政策措施，更要有宏观的、着眼于中长期目标的战略性远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