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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理论与实际间的桥梁 　　[摘要]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在历经了90余年的发展之后蒸蒸日上，但现实中仍然暴露了众多问题，造成了学校目标、学生能力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中国新闻教育，并根据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其具体举措包括优化课程结构，整合多学科教育；调整教学方法，多种形式参与；加大学界与术界沟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设高素质、立体式的师资队伍等。 　　[关键词]新时期 新闻教育 改革 　　早在1918年，针对中国记者普遍缺乏的社会实践，邵飘萍发出了“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的倡议。两年后，上海圣约翰大学正式开设了报学系，这标志着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从这一年算起至今，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已经走过了93年的时光，在经历了美国“通才式”教育、苏联“标准化”和“政治化”教育，以及文革拨乱反正后的重启和探索之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走上了正轨，并逐步实现了新闻本位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招收新闻学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新闻教师人数和招生比例逐年增加，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学科设置越来越明细，新闻学教育看似形势一片大好。 　　之所以说“看似”，源于新闻学发展所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焦点在于学校理论教育与实际发生了脱轨，造成了学校目标、学生能力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虽然各高校均以培养新世纪合格的新闻人才作为自己专业设置的目标，但实际情况却是学生的理论掌握和实际操作能力严重不平衡。不少学生拥有较高的专业课分数，能对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倒金字塔结构等新闻理论侃侃而谈，却缺乏基本的新闻实践能力，很多人不会写消息。这种情况出现在新闻学硕士、博士身上则更为普遍。根据相关的调查，2013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达到了699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同时也是就业最难的一年。宏观数据的背后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毕业生们将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因为无论哪个媒体都不需要只会纸上谈兵的毕业生。当前，培育优秀新闻人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当下的中国新闻教育，并根据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改革。 　　一、 优化课程结构，整合多学科教育 　　“新闻教育要合乎实践理性而存在，不仅要合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文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性，回归新闻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品质。”[1]这样的人文品质，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需要高校以培养综合性、多面性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仅仅恪守本专业理论知识，而不将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扩充和整合，将很难透过错综复杂的表象抓住事件的本质。“周老虎”案件“挺虎派”和“打虎派”各执一方，“郭美美”身后扑朔迷离的关系链条，“活熊取胆”映射的传统中医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等等，这些饱受社会争议的焦点、热点新闻，无不对新闻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这样的一种能力又必然以多学科的能力构建为基础，如果仅抓住新闻专业理论不放，只会陷入“闭门造车”的尴尬境地，仅凭推理和想象来“解释”纷繁的社会现实。 　　在美国，很多高校都将新闻教育视为通才教育，除新闻学专业知识以外，学生还需要学习大量其他基础学科的知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要求学生在入学的前两年先接受基础教育，其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分仅占到整个学分体系三分之一的部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用小组教学法，邀请不同专业的教师与新闻专业教师一起参与授课，如邀请经济学教授与学生探讨城市发展问题，邀请地理学专家介绍各国文化地理知识等；早在2005年，就由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多所名校共同宣布实施了“卡内基·耐特未来新闻学教育计划”，作为整个计划重要内容之一的“课程充实计划”就是要鼓励和培养学生学习新闻专业以外的知识，“帮助学生深刻、多层面理解诸如上述学科的专题，以及扩大到对政治、宗教、民俗、古典艺术等复杂专题的理解，巩固学生们的新闻技能。”[2] 　　而在国内，大多数高校的通才教育课程只占到所有课程很小的比例。以美国的优秀经验为参照，中国的新闻教育应该尽快与国际接轨，优化新闻学的课程结构，不仅仅要注重本专业知识，更应该树立起多学科、多层次培养的意识，在开设新闻基础课程的同时，适当地开设其他专业课程，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生除专业必修外，也应选择其他专业课程作补充，从而强化和拓宽学生的社会认知，打破新闻实践中的僵化思维，学会用系统的、全面的视角分析问题。此外，中国还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开发具有鲜明地方院校特色和地区特点的优势专业，如体育类院校可以加快促进体育学和新闻学的整合，培养擅长体育新闻的优秀人才，医学类院校可以利用医学研究的优势开展健康传播类新闻教育，农业大省的高校可以结合农业优势开办设及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