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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功焕的持久战 　　64岁的杨功焕，一头细密的卷发，蓬蓬松松，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说到高兴处，她会浅浅一笑，两个酒窝立即浮现。她这副模样，让初次见面的人不免疑惑：“这真的是那位‘控烟斗士’杨主任吗？” 　　杨功焕曾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直到2011年退休。“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官员，就是个研究疾病控制的学者。”7月2日，杨功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担任主任的杨功焕，一直在控烟领域“硬碰硬”，被舆论称为“斗士”，有时也被认为像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她不以为然，“只要坚持，总有收获，而不去做，一定没有收获。” 　　她的这个信念，不仅体现在控烟领域。从2005年起，她带领团队深入淮河流域一线，调查水污染和沿河居民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个“揭人老底”的工作，很多人望而却步，她却显得无所谓，“我想得很简单，一切以数据说话，科学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别的我不去想。” 　　6月25日，由她领衔，历时8年完成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以下简称《死亡图集》）公开出版，其中有水质数据与肿瘤死亡数据比对，沿河区域与远离河流区域的数据比对等，首次直接证明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关系。 　　而此时，杨功焕已经退休，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她说：“职务退了，工作不退，该做的还得做。” “民间的朋友” 　　霍岱珊是河南省沈丘县人，因为故乡近在淮河水边，他多年前就关注淮河水污染问题，并创建了一个名为“淮河卫士”的公益组织。他今年已经60岁，说起比他年长4岁的杨主任，他显得很尊敬。 　　“她不是一般的官员。”霍岱珊说，杨功焕是体制内官员，但实地调查时，不尽信于体制内的信息，而是找他这样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觉得，这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8年之后，回忆起2005年与杨功焕第一次见面，霍岱珊依然有些兴奋。在当时的霍岱珊眼里，杨功焕是中央下来调查水问题的大官。 　　两人最终在县政府招待所见面，见面那一天，杨功焕对身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今天咱们休息一天吧。“其实她是想和我单独谈话，不受打搅。”霍岱珊说。 　　他们聊了整整一上午，霍岱珊将自己积蓄了十几年的关于淮河问题的情况，统统说了一番。 　　早在2004年，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和沿岸不断死亡的癌症患者，已不断成为新闻头条，两位新华社记者还写了一本《暗访淮河》的书，将沿河的污染和癌症高发的现实，详细披露，成为舆论焦点，也引起高层重视。 　　然而直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才接到任务，由副主任杨功焕领衔，组建团队，开始对淮河水污染与肿瘤高发之间的关系展开调查和数据分析。 　　杨功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年接到任务后，感到压力很大。她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在美国，想看清某地的水污染和疾病的关系，只需拿出当地多年里的水文登记数据，就此分析即可。“但在中国，可没那么简单。” 　　“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根本没有水文登记数据，而且很多地方的患者，都死了，特别是在农村，80%的人是死在家里的，即便家属说是死于肿瘤，但经年过往，病历之类的早就没了，怎么证实呢？”杨功焕说。 　　因此，在正式大规模的调查开始之前，杨功焕带领一支五六个人的小团队，做了一次预考查。 　　他们第一站就去了霍岱珊的家乡，河南省沈丘县。 　　沈丘县位于淮河支流沙颍河岸边，沙颍河全长600多公里，流量占淮河水总流量的60%，同时也承接着沿岸30多个县市的废污水，十多年前，它曾被认为是淮河流域内，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杨功焕在沈丘转了好几天，了解到不少一线情况，但她心里还是觉得没底，“总觉得缺点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她想到一个人：霍岱珊。 　　“我们调查了20多个村庄，得出的结论就是污染导致了癌症村，这是我的能力所及的做法，再多的村庄，我就无能为力了，人手和经费有限。”霍岱珊对杨功焕说。 　　杨功焕问，如何在污染和疾病之间找到联系？ 　　霍岱珊回答：“国际上有个斯德哥尔摩公约，里面限制的化学物，导致人患癌症，或畸形，我们化验过，淮河水里存在这些物质，特别是造纸厂的排污。另外，我是研究统计学的，统计学的大量观察，是能够得出某个结论的。” 　　杨功焕很认同。谈完之后，她很兴奋，说：“老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杨功焕的职务退了，但她的工作与疾控职责不会退。摄影/ 甄宏戈 官员需要“硬碰硬”的批评 　　1982年，杨功焕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她一直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20世纪的最后两年，她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烟草行动部门（TFI）工作，随后以专家身份，加入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谈判代表团，参加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