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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20年：终结与开始 　　苏州的20年，是从“终结”开始的。 　　1993年10月，《决策》杂志创刊时，苏州的乡镇企业因为体制问题，面临普遍性难题，“苏南模式终结”开始成为焦点话题。同一时期，新加坡工业园合作谈判尘埃落定。1993年的苏州，内变与外变同时进行。 　　当时间推进到2012年9月1日，苏州再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新成立的姑苏区涵盖完整的苏州古城。这次不仅改变了长期困扰苏州中心城市首位度偏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新成立的吴江区使得苏州市区直接与上海接壤，更有利于苏州对接上海。 　　有种说法是，区划是衣服，城市长大了，就要换一件更合身的衣服。从现在的时间节点回望，20年来，苏州一直是在恰当的时间换上合适的衣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下一路疾行。翻看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榜单发现，1996年时，苏州排名全国第28位；如今，地级市苏州已经成为中国第5大经济城市。 　　20年苏州，成为中国城市追赶型发展的样板。苏州为什么能做到？这恰恰是最能打动其他城市的地方。因为在城市赛场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决策者都想争先进位。 　　苏州长大了 　　余秋雨发表《白发苏州》是在1992年，这是《决策》杂志前身《安徽决策咨询》公开出版的前一年。优美散文的背后，乡镇企业改制正激荡苏州。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储东涛以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上的数字为基础，统计发现江苏GDP在全国的比重、江苏乡镇企业在江苏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从1993年之后均呈直线下降之势，已被广东、山东赶上、超过。尤其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储东涛认为，“自身机制退化”是苏南模式不再执农村工业之牛耳的内在原因。苏南模式走向终结，成为普遍性的看法。 　　恰恰就在“终结论”引发极大关注之时，苏州的开放型经济开始起航。如果说苏南模式还活着的话，这一次的主角就是苏州。 　　忽然10年过去，从苏南模式到新的苏州模式，苏州犹如江南小家碧玉出落成新兴家庭里的大家闺秀。 　　苏州长大了。但政府一如既往还是强力推动者，洋溢着“亲商、安商、富商”的风格。不仅如此，苏州还添加了大量吸引外资的新元素，并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机会中，狠狠吃了个饱。 　　这既是一个意外，又是一个惊喜。 　　10年后的2003年，苏州经济登上高峰。苏州已有80多家世界500强的投资企业。在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城市中的状元；2004年，苏州GDP总量悄无声息地超越特区深圳，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以消费城市闻名的苏州，工业总产值仅次于龙头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苏州市引进的外资更是超越上海，雄居全国之首，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高地。此时，苏州的发展道路，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在总结苏州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荣曾经明确表示，苏州最为成功的工业园的发展，走了一条不同于上海浦东和深圳的发展模式。 　　王荣强调说：“苏州人抓机遇的意识特别强。”一方面，苏州靠近上海，尤其是浦东开放，对整个苏州的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牵引作用。另一方面，苏州总能在合适的时间主动寻找城市发展的机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2年后的积极吸引外资，都成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这些被形象地总结为一句话，“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座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区位优势，关键是如何发掘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与苏州毗邻上海的嘉兴，在转化区位优势上，就不如苏州。2012年，嘉兴市经济总量只有2885亿元，仅仅是苏州市12012亿元的24%。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苏州无疑在转化区位优势上做得最为成功，可以说给全国所有城市树立了榜样。此时回头来看，早先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握手，可以看作是苏州转折的前奏。 　　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是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给自己做了个手术，称为“一体两翼”，即老苏州、洋苏州、新苏州。 　　苏州古城居中，观前街游客穿梭；东翼是苏州工业园区，发展现代化产业；西翼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目的是技术孵化。长期在苏州市政府研究室工作的徐伟荣说：“苏州大城市的格局真正开始实现了。” 　　“成功学定律” 　　在苏州开放型经济的历程中，一个鼠标的利润分析，曾被多次引用。 　　罗技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合资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从苏州运往美国。其最畅销的一款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 　　中国从每只鼠标的制造中仅能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即使是一些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