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的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矫正.docVIP

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的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矫正 　　从政价值取向是从政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从政过程中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它决定、支配从政主体的价值选择，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从政主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体现廉政程度的高低，反映腐败程度的轻重。我国进入改革关键期以来，随着人们（包括从政主体）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从政主体的从政价值取向也出现了新动向，有的发生了扭曲，甚至背离。 　　一、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扭曲的新动向 　　我国进入改革关键期以来，大部分从政者的从政价值取向是符合廉洁从政要求的，但有的也发生了一些偏差。 　　（一）“双重人格”价值取向。“双重人格”是指一个人具有两个相对独特的并相互分开的亚人格，通常其中一种占优势，两种人格都不进入另一方的记忆，几乎意识不到另一方的存在。就从政者而言，其“双重人格”的主要表现：在精神追求上，有的台上满口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台下却热衷于搞求神拜佛、占卜相面等封建迷信活动。据国家行政学院程萍教授2006年的调查显示，在全国东中西部17个有代表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的县处级公务员中，至少有50%以上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周公解梦”等四种迷信现象。[1]有的在会上大讲特讲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骨子里却早已将共产主义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在生活作风方面，有的在台上大谈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党风，台下却讲排场比阔气，大搞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的在台前满口道德文章，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幕后却是醉心于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据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2008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讲座上披露，90%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惊人现象。[2]凡此种种表里不一的人格分裂景象，早已失去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及其价值选择。 　　（二）“权力期权化”价值取向。所谓“权力期权化”，即指从政者在位时为某企业或个人谋利，不要即时获得回报，等从岗位上退下后坐享企业或个人的“反哺”。改革关键期以来，这一价值取向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有的从政者直接卖官位，但并不马上收财物，而是等其认为风险已过或“安全系数”较大时再行受贿之实。二是有的从政者通过培植亲信的办法间接卖官，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当前或以后的经济收益有多大，而是在于自己退休后希冀此单位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此单位能继续有话语权，办事方便。三是有的从政者利用手中的审批权或其权力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插手或干预重大项目的招投标、土地征用及重大资金的进出等，其目的不仅为某些企业谋取利益，更在于自己下海或退休后能在其照顾过的相关企业谋取股权或是其他的经济利益。应该说，上述三个方面都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特征，不仅难以发现，甚至有时还难以界定。它们不仅都已避开一手交钱一手交权的“现货交易”，而且在提拔使用或插手干预的理由上往往都披上了“大胆使用年轻干部”或“扶持企业发展”的外衣，程序上更是做得十分合乎规范。但本质而言，这些行径最终都没有改变有些从政者想从中捞取不正当好处的客观事实，因而，也都是权力在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期货交易”。 　　（三）“裸官”价值取向。所谓“裸官”，是指那些配偶子女都在国外拿绿卡，而自己单身一人在国内任职的官员。其实质不在裸而在逃、在贪。当前，我国“裸官”外逃出现五大新动向：一是腐败方式上，通过地下钱庄和以企业购买设备名义等“洗钱”方式转移资金；二是腐败主体上，与过去主要是个体作案不同，近年“窝案”明显。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案发后，三人同时外逃。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1亿元之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据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4000名贪官外逃，甚至在北美太平洋西海岸还形成了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三是卷款钱财数额特别巨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四是“出逃”方式上，一些外逃“裸官”在出逃前利用其所谓合法身份出去“踩点”，然后把配偶、子女、情妇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绿卡后，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比过去更为隐蔽复杂；五是其行为本身涉及跨国多种犯罪。由于“裸官”外逃大多涉及巨额的赃款转移，因此其犯罪行为触犯多个法律，涉及多种罪名。[3] 　　改革关键期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期。因此，在这一阶段，从政者从政价值取向出现混乱、迷失，甚至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