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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二代”为何不敢瞎胡闹 　　从元杂剧开始，那些对贪官污吏满怀愤恨的文人们，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作恶多端的宋朝衙内形象。宋朝衙内名声有好有坏，但没有出现群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 　　两宋是儒家兴盛的时期，读书始终成为官二代生活的主题，两宋141位宰相，可考为官二代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儿八经进士出身，占85%，只有9人纯靠祖荫得官。从这个统计也可以看出，宋代官场官二代所占比例始终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代绝大多数也靠科举晋身。两宋官场如果非进士出身想做大官几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受荫为官的“衙内”，为了出人头地非得再考个进士不可，韩缜、吕公著、韩忠彦这几位名相莫不如此。 　　日常生活官二代多围绕文化展开，诗词唱和，狎妓同游，这才显得有文化，有品位。官二代出身的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词坛巨匠无一不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熏陶出来，成就文坛美名。 　　当然史书中对于作恶的官二代也落笔颇多，但就总体而言，宋朝官二代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时代差。相比元代的“旧臣勋阀”子弟有世袭官职的特权，“权豪势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偿命”；清后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之辈的代名词。群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都是宋代所没有的。 　　家庭教育，士林舆论，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约束成为官二代们的紧箍咒。 　　宋人在约束“官二代”方面，即使不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内外兼修。其约束机制，简单说，可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中国家族宗法制，到宋代时出现了显著的繁荣期。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 　　包拯的家训很简单，全文只有几句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宗法时代，“开除家籍”比要人的命还厉害，所以老包家训的约束力非同小可。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 　　袁采的家训则以细致入微见长，如在“子孙勿得败祖德”条中，他列举了官宦子弟不肖的种种危害：“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最后必“误其父祖陷于刑辟也”。 　　简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后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严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诫说，后世当家之人，要特别注意子孙做出不肖之事，“凡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关防，更常询访，或庶几焉”。 　　宋代士大夫重家训，并非无因。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汉唐时代的门阀世族到了宋代已经烟消云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垄断，而是以科举的方式向全民开放，“取士不问世家”。虽说宋朝保留甚至扩大了官员子弟的“恩荫”之制，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绝大多数的官宦子弟必须跟平民子弟竞争。 　　既然没啥千年的世家，就意味着门楣可有跌宕之虞。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对此有深切的危机感，如果子孙不肖，便会在竞争中被淘汰。黄庭坚曾亲见“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废田不耕，空囷不给”的败相；又数年，整个家族完全败落了，子弟招惹官司，流落街头。所以黄庭坚作《家戒》，“以为吾族之鉴”。 　　另一个历史背景则是，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家训的兴起与儒家的复兴同步。宋代君与士共治天下，儒家士人的价值观便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个人（包括“官二代”）处于儒家道德规范下，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干了太出格、太丢人的事，士林舆论唾沫星子都可将你淹没。 　　我们肯定想象不出范仲淹、司马光的子孙敢像小说杂剧中的“高衙内”那样肆无忌惮，公然在闹市欺男霸女。即使法律不管，也丢不起自己祖宗的脸面。 　　司法独立，台鉴制度，科举防闲是制度上的保险阀。 　　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法律来支撑。 　　那些不成器的“官二代”中，有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知永兴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又如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之弟吕升卿曾指使知县“强买民田”；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当过浙西提点刑狱官（相当于高级法院法官）的胡颖，也有子侄“交游非类”，把持乡里。 　　问题是：官宦子弟横行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