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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司法解散而救济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 　　作者简介：蒋雅珺（1988-），女，汉族，福建厦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摘要】新公司法在促使中国经济朝良性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新进展，但是在约束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侵害方面的举措仍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本文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美国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的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来完善我国在中小股东维权上的不足与缺陷。 　　【关键词】司法解散；中小股东权益；压制行为；救济与保护制度 　　新的公司法虽然对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进行了保护，但是维权难的实践是中小股东血的付出，如何有效维权成了一大难题。笔者从中西方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比较中，得出了自己的见解。针对我国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同时所规定的司法解散其门槛高，适用条件过于原则性，难以发挥救济作用的问题，笔者认为还需要借鉴美国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的股东权益获得的成果。 　　一、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我国新公司法通过限制大股东的权利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条文主要有：第43条规定小股东可以通过在章程中约定投票比例为1：1以达到制约大股东的目的；第16条的规定建立了表决权的排除制度；第44条和104条规定了2/3以上表决权通过制度；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而在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方面，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股东知情权、质询权、一定条件下股东会议召集权、表决权代理、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股东代为诉讼权、股东直接诉讼权、撤销或宣告无效决议以及申请司法解释权。[1] 　　结合当今学者对中小股东维权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尚且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对董事会义务的规定不足 　　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会制定了许多制约措施。该制度有利于控制控股股东，减少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间接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在现有的立法中，只有监事会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建立该制度，才能起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利益分配请求权的建立 　　公司法虽然规定了中小股东实体权利，但是对最基本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却没有进行明文规定。这种“独裁”式的利益分配方式应该通过立法界定，才能起到保护小股东权益的作用。 　　（三）建立完整的表决权排除制度 　　即使新公司法对于表决权排除的规定进行了确立，但是仍不完整。在私法领域，对于像与其他企业间的其他商业活动是否适用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大股东仍旧可以利用这一漏洞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股东权有待更新 　　现行公司法中规定了少数股东权，如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董事监事的接任请求权、调查请求权、提案权以及股东诉权。但是，在整个公司内部，少数派股东的权益受到了限制。因此，股东权需要更新以对抗控股股东怠于行为和权利滥用的行为。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尽管确立了救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但是尚有不足之处。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在立法与司法层面进行完善。[2] 　　二、我国公司法关于司法解散的规定 　　欧阳斌认为我国司法解散制度指适格股东、公司债权人及检察官有权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3]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的司法解散事由仅限定于公司僵局这一情形。然而，在多数股东从事其他极端过错行为和小股东被压制排挤的情况下，中小股东不能寻求司法解散。我国司法解散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笔者认为该规定过于原则，而且在股东资格方面设定了较高的门槛，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前置条件较为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模糊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构成要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标准。目前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以公司僵局为认定标准，如公司股东会处于僵持状态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矛盾，便可确认为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一种是以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为认定标准，即根据公司资产负债表、工商年检报告便可认定为经营严重困难。最后一种意见是以公司股东权益无法实现为认定标准，也就是在控制股东的欺压下，股东权益无法通过经营管理参与权得到实现，即可认定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二）“重大损失”太抽象 　　公司法没有针对“重大损失”给出具体的参照标准。像此抽象的规定不仅无法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还可能成为大股东逃避法律责任的“避风港”。 　　（三）“其他途径”未明确 　　有的学者认为股东必须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