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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黄鸭中国行看多元报道视角 　　“去看大黄鸭了吗？”成了这个秋天北京人跟小伙伴们打招呼的流行语。从五月开始，一种绰号“大黄鸭”的巨型充气橡皮鸭先后在香港、北京、高雄和桃园县亮相，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还持续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闻话题。 　　大黄鸭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跨文化符号，天然具有与海外读者的贴近性，因此，“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也自然成了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共同关注的热点事件。 　　在对大黄鸭的媒体报道中，海外主流媒体深度关注，国内主力外宣平台持续发力，呈现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报道策略。本文介绍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整体表现，并对其中的经验进行初步回顾和剖析。 　　一、海外媒体：大黄鸭“形象不佳” 　　在境外主流媒体的文字报道中，来到北京的“大黄鸭”似乎形象不佳：他们反复提及散布在各地的山寨复制品，调侃因拼接错误而导致初次亮相“鸭嘴下垂”，吐槽北京“大黄鸭”入住收费公园有偿展示，还间接提到某知名烤鸭店挂出大黄鸭打出的烤鸭广告。 　　山寨大黄鸭是外电关注的首要问题。几乎所有外电都引用了《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今日美国报》和法新社等媒体引用那篇评论，指出中国的党报也“看不惯”这种抄袭现象，官方认为“山寨鸭”在给中国的形象抹黑。 　　《今日美国报》的文章说，党报发表的评论强烈批评山寨鸭，称其“缺乏原创”，可以看出“山寨鸭”非但没能取悦官方，反而是惹恼了中共。法新社则是直接大篇幅转引了《人民日报》的评论。 　　外电报道将“山寨鸭”的产生，归咎于中国商人追逐暴利。报道将山寨大黄鸭的出现类比中国的山寨手机产业，甚至还发挥想象，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指责中国官方故意修改统计信息。 　　法新社在六月至九月连发三篇文章，持续关注中国的“山寨鸭”。有意思的是，标题和内容越来越灵活和丰富。 　　6月1日的报道中，标题选用“imitators”（抄袭者）和“copy”（复制）。而到9月6日的文章，标题则选用了词组“quake up”。“quack”作动词，特指“鸭子嘎嘎叫”，而做形容词时，意为骗人的、冒牌的，标题一语双关。 　　法新社的三篇文章在话题上也不断扩充。9月6日的报道聚焦于北京大黄鸭放在收费公园有偿展示上。文章开头说霍夫曼认为“大黄鸭”是“友好的，无边界的，”但在北京要花钱买票才能看，无疑阻挡了一部分观众，有悖创作者的初衷。 　　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通过引用游客的话，做出了平衡观点的努力，指出对于收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北京观众都不能理解和接受。 　　两天后，路透社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注的是大黄鸭在园博园首秀出现“鸭嘴下垂”的现象。文章借用网友创作的段子，将这次拼装错误调侃为“躲避烤鸭店”。 　　路透社的文章说，“这种错误拼接引来了一位网友的幽默联想，他觉得大黄鸭之所以看起来像一只小鸡，就是为避免被北京的烤鸭店抓去。” 　　通观主要外电关于大黄鸭的报道，可以看到引语多采自游客，还使用了大量来自社交网络的热门表达，而引用外宣媒体稿件并不多，主要引用的是官方媒体批评山寨文化的评论。 　　外媒涉猎的角度比较有限，有的将“大黄鸭”报道进一步发挥，点评中国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问题。有些稿子国内读者读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没有切身体会的外国读者看来，可能就会信以为真，并觉得是“生动而贴近实际”了。 　　二、国内媒体：大黄鸭“引人深思” 　　1. 直面问题 　　外电引用最多的，是《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这条评论没有深究版权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讲跟风潮。评论说，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新华社在同日也刊发了《连大黄鸭都要“山寨”，创造力何在》，次日则点出《山寨“大黄鸭”盛行背后的社会病》，强调如果没有对于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真正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8月中旬的一篇评论再次不留情面地指出，山寨文化的盛行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从主观上看，是为迎合众人虚荣、盲目崇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正在消解掉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大、假、空”成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关键词。 　　10月7日，新华社刊出《山寨大黄鸭热卖折射尊重创意任重道远》指出，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一直有山寨追随，这种对创意的肆意践踏、毫无敬畏与尊重，让人深感遗憾和气愤。 　　大黄鸭结束在北京的展览之后，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新华社10月31日对外播发了《大黄鸭效应让中国人反思文化创意“短板”》，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大黄鸭遭遇到的种种山寨尴尬，对文化和制度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应该说，从传播效果上来说，国内主流媒体的主动“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