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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载于《政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法雷尔在文中指出，研究互联网就要关注诸如降低交易成本、趋同类聚以及偏好伪装这类的因果机制在调停各种具体事务与政治结局之间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最有前景的研究方法。这样，学者们就能厘清相关的因果联系，并且就互联网是否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社交媒体是否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铺平了道路等当前的重要讨论提供建议。在互联网日益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研究有关互联网上述问题的政治学者却越来越少。然而，整合互联网对于当前政治讨论的效应，并适当发挥互联网提供海量数据的优势，需要的是高水准的、有因有果的讨论以及对这些讨论的潜在机制的关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引言：反对研究互联网 　　政治学者们应该如何研究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政治学无疑可以帮助改进当前公众围绕互联网的一些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互联网是否加剧了政治的两极分化？互联网是否赋予普通公民相对于政治精英的权力？互联网又能否帮助激进分子把独裁者赶下台？ 　　然而，直到最近，政治学研究一直对互联网鲜有关注。现在，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学者们开始揭示互联网对政治可能造成影响的具体方式，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数据探索这其中的各种联系。 　　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互联网具有一些重要含义。首先，也是最有意义的，即作为一个学者不能就互联网本身去研究它，而是应该将互联网分解成更加互不关联的现象。应允许学者提出研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并非一目了然，但还是有希望解答的。这么做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例如，不同的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具有不同的结构，它们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或是鼓励或是劝阻的效力。因此，有学者就可能对博客、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之间的链接惯例的差异进行貌似合理的研究，探索结构的变化及其他因素如何导致不同结果。基于这一点，有学者将这些技术的影响力与其他沟通方式相比较。例如，将录音带在伊朗革命和特定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的扩散力做比较。最后，就互联网与在一些领域很重要的其他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学者可能开始提出更加明确的观点。 　　在本文中，我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根据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对好的社会科学所做的界定，我认为应该停止将“互联网”视作一个专有名称，而应该开始把它看作我们在原则上可能使之相互分离的一系列机制。这样做也将使我们得以系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融入日常政治活动中，政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这也将使我们能够对铺天盖地的泛滥的新数据加以利用。如果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交往活动能够被系统地捕捉到（这在线下的交往活动中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非正式沟通的流向、观点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以及隐藏在沟通之下的实际的网络结构开始进行观察或作出合理的推断。 　　互联网与政治：变化中的争论 　　关于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力的争论，并非始于政治学者，而是始于激进分子、政客以及法学教授。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一个连接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不起眼的网络，而是开始卷入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之中。约翰逊（David R.Johnson）等人称，传统的法律不适用于管理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并不受限于实体主权。斯怀尔（Peter Swire）和弗鲁姆金（Michael Froomkin）认为，相对于国家，互联网给个体的参与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他的法学界学者诸如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则认为，互联网并没有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而卡拉希尔（Shanthi Kalathil）等人认为，互联网帮助了独裁政权而不是伤害了它们。 　　就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一些作家探究了更宽泛的问题。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预言称，当个体不再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取大量生产的信息，转而阅读个性化的信息资源时（他称之为“每日我读”），互联网将使世界更加缺乏社会凝聚力。这一断言表明，互联网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政治分化和极端主义。 　　在这些关于互联网与政治的早期观点中，政治学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仅有几位政治学者，例如宾伯（Bruce Bimber），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法律界学者们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著作《代码与互联网的其他规则》（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旨在纠正自由论者对互联网的认识。她认为，软件代码像法规一样，提供了一套规范个体行为的准则。因此，她指出，代码的主要特性应像重要的法规一样，属于同一类集体的、民主授权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