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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最感动的纪念 　　今年是“二·二八”起义66周年，也是母亲逝世10周年。 　　1929年5月5日，母亲出生于新竹县竹南头份镇东兴三湾的一个小村子，5岁丧父，6岁失母，由她的祖母和伯父养大。5岁，一个应该承欢父母膝下，备受关爱的童年，母亲却要一肩挑起生活的担子，上山放牛、下河挑水、打草喂猪。念小学时，学校离家有5里路，年幼的她一早就要起身，烧好饭做好家事才能去上学，上课时经常累得打瞌睡。母亲每每回忆这些刻骨铭心的童年往事，还是常常泪眼婆娑，是祖母逼着伯父停掉自己儿子的学业，省出钱，让出便当，才使她这个可怜的“孤儿”有学上、有书读。母亲说如果没有至亲至爱的祖母倍加呵护，也许自己早已自生自灭了。离开故乡台湾的日子，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台湾，找到祖母的墓地。她想念着要在死后把骨灰埋在祖母身边，来抵偿这几十年分离的思念。如今母亲已经过世10年，看着装着母亲骨灰的楠木小盒，我泪如溪水，母亲此愿能安、此身能息吗？ 　　尽管母亲的童年有着太多的苦难，但这些却从未消磨母亲的心智，她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和同村保长的女儿考进了县中，从此开始了她不同的人生。 　　在台湾帝国大学医学院（今台湾大学），母亲选择了助产士专业。她是学校里最穷的女生，却也是护理技能、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虽然母亲在学校享有助学金可以免缴学费，但生活费却没有来源。当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好学生可以在系内打工赚取零用钱，母亲利用课余就承担起了扫楼梯、扫厕所、替人洗衣的工作。毕业后，她先后在校医院、高雄、屏东基隆等医院工作。母亲有着任何一个平凡女人都期待的梦想，有个不错的工作，找个理想的丈夫，还有照顾好至亲至爱的祖母。然而令母亲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二，二八”起义的爆发却深深的改变了她的人生。那年，18岁的母亲参加了“二·二八”起义抗争，这期间母亲他们的6人小组英勇无畏，上街游行、串联示威直至“二-二八”起义失败后，6人小组5人被抓，剩她一人，理想、生死两茫茫。从此母亲也开始了她背井离乡的人生。 　　1949年6月，母亲来到广州护济医社任助产士，当时由黄光卫先生介绍加入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州解放后，由台盟推荐，她又光荣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并进入上海辛庄华东军区三野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那时侯的阳光多么温暖，那时侯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母亲一直记得，时任台盟主席的谢雪红，以及杨克煌、李伟光、陈秋生看望台训团学员的那天。谢雪红握着母亲的双手说，“你真不简单啊！要好好学习，台籍女干部很少，你们是革命的财富，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好好干！”母亲说当时她听得热血沸腾，也期待着早日渡海解放台湾。那次会面后，谢雪红和母亲长达数年鸿雁往来，这上百封饱含着乡情、关怀、帮助的书信，一直鼓励、温暖着从小孤独、无靠的母亲。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太平洋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鉴于形势，渡海解放台湾已难以实现。此后，母亲离开台训团调入部队医院。部队的政治化管理是很严的，但母亲从不回避自已是台湾人，始终以自己是一名台盟盟员、解放军战士而自豪。当时南京地区有3位台盟盟员：陈秋生、石朝辉、母亲张思远，每次台盟召开会议或组织学习，总是因为母亲是现役军人而无法参加，她每每说起这些总觉遗憾。毕竟远离故乡的母亲，把台盟看成了家，一个与故乡台湾有着太多情感联结的家。 　　几年后“文革”爆发，母亲的台籍身份使她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被错划为“台湾特务”，她被挂上牌子批斗，工作也被调到最艰苦的手术室，每天回到家中都是累倒在床上。年幼的我，看着母亲早已瘦得不成样子，还有那双因久站而浮肿的双腿。我害怕，怕她就这么死掉，便使劲地哭，以为能撼动天地，以为有谁能帮帮我们。之后母亲又被调到传染病区任护长，那是医院的“后方”，孤零零的病房在山沟里。我曾以探险的心理去过，母亲见到我吓得大声喝斥，而我见到穿着隔离衣的母亲只露出两只眼睛，那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场景。后来父亲因母亲的问题被下放煤矿，母亲也从医院下放到苏北白马湖劳改农场。那年，我6岁。和母亲失去妈妈的年纪一样，我也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多年后，听当年和母亲一起下放农场的阿姨讲，“洋，跟你妈干活累不说，那是要出人命的！”原来有天插完秧回到工棚开会，全小组坐定，母亲一撩裙子坐下说，“开会了”，瞬间一条水蛇从她腰间滑下。等母亲反应过来，看见的是一地的鞋子、草帽、茶杯，还有一位男医生，已吓得不醒人事。那天妈妈杀了蛇改善了自己的伙食。这些母亲从未和我说过，但我知道也因了她坚强的个性，才让她走过生命中的诸多磨难。 　　“文革”后期，全家团圆。但母亲身上的“流毒”仍未解决，“仍属于混进革命队伍的人”，所以父亲需要“帮助”，母亲则需要“清除”。我还清楚记得，那年医院政治处派来一位干事，代表“组织”找父母谈话，进门举手向父亲敬礼，对母亲却不屑一顾，虽然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