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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城管式困境”与治理现代化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者，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导，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自由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作为政治学者，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民主和法治的大方向。”俞可平说。 　　作为知名学者，俞可平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采访请求，大部分都被他委婉谢绝了。但他并不是难以接近的埋首书斋、远离社会的学人，他的思想自《民主是个好东西》起，早已被民众熟知。采访联系了将近一个月，我和责编一起，与俞老师反复通信，他给我的感觉是温和、谦逊。他的办公室也是书房，赠人以书是他的爱好。采访结束后，俞老师选了几本书送我，我请他写一句话，他想了一小会，说：“我送你一句我常用来自勉的话吧，和你共勉。”随后，他挥笔写下：“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我问：“不左不右，可以理解为孔子所说的中庸吗？”俞老师回答：“孔子的中庸，更强调折中，而有的时候，（不左不右的）正道不一定是折中的。比如说，邓小平当年扭转阶级斗争，那是很多人反对的，但它是人间正道；再比如，我一直倡导民主，我认为这是人间正道。” 　　深化改革，是因为公共治理出现了困境 　　《同舟共进》：您曾经说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决定》的最大亮点，就是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总目标？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 　　治理改革的成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党存在执政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我们确实存在明显的局部治理危机。公共治理的危机，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所称的“城管式困境”。 　　《同舟共进》：记得您在2012年“重构治理秩序，走向官民共治”一文中也提到过“城管式困境”，并且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最坏结果，为什么这么说？ 　　俞可平：是的，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在一些公共领域，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领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优”，即政策相关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无利益的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利益相关者都对相关政策不满意。我把利益相关方都成为输家的政策困境，称为“城管式困境”。因为“城管现象”是这类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与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双方都不满意。人们怪罪于“城管人员”，但城管人员同样也冤屈满腹。 　　一种政策如果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无疑是最坏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