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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与学术理性有机统一的积极尝试 　　由重庆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带头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罗晓梅教授主持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的范式创新与实践张力研究》，其课题成果《科学发展观的范式创新研究》一书，已于2011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对科学发展观的范式创新进行了全面研究，是一个把实践理性与学术理性有机统一的积极尝试，是一本深入理解和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好书。 　　长期以来，人们在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理解上，似乎形成了一种错觉：实践都是感性的，理性是实践行动完成后认识飞跃的成果。其实，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不在于与实践行动或先后、或远近关系，而在于认识成果本身所包含或达到的真理性认识水平。所以，理性的存在“场域”，既可以是学术成果，也可以是贯穿于实践行动始终的过程。 　　学术成果形式的学术理性，是人们比较熟悉与认可的理性或真理存在的方式。以学术成果形式存在的学术理性，虽然也分为各个研究领域与学科，其学术性的表现方式也存在差异。正如恩格斯1893年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所说，各门学术虽然都有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与对象，但是，特殊研究领域与对象的事实，都经历以前各代人耗尽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作“学术积累”基础。所以，人们看到的学术成果形式的学术理性是概念的逻辑架构，其“学术味是那么浓”，那些特殊研究领域与对象的事实似乎就被“屏蔽”了。 　　关于行动理性，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科尔曼。他认为，理性行动的目标是提供一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以此将社会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结合起来。中国学界的学者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把理性分为认知理性、实践理性、评价理性三个类型的观点。并认为，实践理性是人在实践中的自我提高及其对实践本身的申辨能力。“行动”与“实践”，其实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概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四章中，在谈到自然盲目动力与社会实践动力的区别时，对社会历史过程具体强调的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行动。总之，提出行动理性或实践理性，是有学术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00多年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已经事实上形成了学术理性、实践理性的分野。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集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完美统一的典范。马克思的著作，既具有标准的规范的学术概念、架构和逻辑，又有对现实问题明确的针对性及其穿透力。马克思能做到研究成果的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完美统一，是主客观条件具备的一个“典范”。正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规范性架构与逻辑力量，使其理论具有了高度的科学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其穿透力，使其理论具有了显著的实践性。 　　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创立与宣传理论，转向了运用这个理论解决特定国情及其世界环境下的革命与建设问题，并在解决革命与建设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去创新和发展理论。面对革命或建设中复杂多变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性必然让位于实践理性，即应现实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需要去创新行动理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强调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各国具体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行动理性阶段。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共产党执政的新时代。在各种研究机构、大学开始有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和研究的学者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明显带有规范性学术成果的共同特点，也可以称为“学术理性”。 　　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各有其优势。学术理性因其有历史传承，尤其是理论形式的规范性与内容的深刻性及其逻辑性，客观上就可认同为“学术”，且一旦被人接受其影响力就会持久。当然，学术理性的缺陷是容易受学科“壁垒”的影响而产生局限性。实践理性既有丰富的学术基础与张力，最主要的是具有解决实际重大问题的有效性，加之可以动员广泛的传播手段进行宣传与运用，其“指导作用”是学术理性无法企及的。当然，实践理性本身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主要是因其理论基础与张力并未充分挖掘与展现，加上产生传播与影响的手段非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其影响力的深入、持续也难度不小。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形成了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成果不变成始终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的东西，使它们在实践中形成相互贯通、相互强化，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