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毫工艺及用笔姿势的转变看宋四家书风.docVIP

从制毫工艺及用笔姿势的转变看宋四家书风翁 志 飞2007年10月3日初稿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宋代制笔工艺的转变、宋四家对笔制的取舍、执运的不同及对其书风的影响，来考察宋四家书风转变的内在因素及其取得的成就。关键词：笔制? ?执运??宋四家书风前年，笔者曾著《书笔论》一文，其中有一章，对宋代制毫与其书风关系作了一个简略的概述。文章发表后，笔者一直留意于这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对此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以草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早期是制笔工艺由紧心三副散卓笔向无心散卓笔过渡的时期。制笔工艺由繁趋简，用毫由硬至软，由精至粗。笔者以为制笔工艺的简化并非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的结果。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大至有五个方面：一、唐宋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学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读书人急剧增加。二、科举制度对书法不作要求，只要书写清晰即可。如宋朱弁《曲洧旧闻》云：唐以前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祝嘉《愚庵书话》论书学之衰云：盖有二因：历代相承，弟不如师，每况愈下，一也；科举之兴，多趋于干禄之途，求匀整，天才遂为所没，不复能特立独行，二也。其实，晚唐楷书已是如此，宋代就更不足论了，由此也影响到宋代行草的发展。三，学术上，禅宗兴盛，援禅入书，重顿悟而轻渐修，使书法趋于重书家性情舒发而 轻功力的修炼。如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自评元祐间字》云：“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又其《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 云：“老禅不挂眼，看蜗书屋梁。韵与境俱胜，意将言两忘。”[1]唐??光云：“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2]四，生活习俗 的改变，由席地据几而为高案，使执笔姿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单钩斜执笔而为双钩五指正执笔。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云：晋已前藉地而坐，书必就膝；楷书就几，几广不过四五寸，修不过一二尺，惟天子玉几，广尺二，修三尺耳。故悬掌不期悬而悬，正锋不期正而正。又按古人作字不 甚大小，至大不过二寸，至小不过五分。题石则稍大，如《坛山》、《绎山》之类。署书则就版而题，可以任其广狭，否则膝间无可大之道也。即张颠素狂，亦就屏 障始可纵逸成草，已非古法，今之作者，须先定古今器用，始可作古今字体。又云：悬掌，故古人之顺境，今人之逆境也。自唐已前，虽有隐几，聊借掎阁而已。后世巧作台椅，安逸自恣，少而习之，不知身手死矣。及长而后知书法，将革前非，心手斗逆，反称甚难。又云：握管之法，有单钩、双钩之殊，用大指挺管，食指钩，中指送，谓之单钩。食中二指齐钩，名指独送，谓之双钩。胜国吾子行善单憎双，试之果验。单则在右上下任 意纵横，双则多所拘碍。且名指力弱于中指，送亦软怯矣。……凡单钩情胜，双钩力胜；双钩骨胜，单钩筋胜，单钩宜真，双钩宜草；双钩宜大，单钩宜小。综其说，即为晋人席地据几，掌不期悬而悬，可上下任意纵横，为古人顺境，以情胜。宋元以后台椅，安逸自适，双钩力胜，远腕多所拘碍。心手斗逆，反称其难。 赵宦光处明中晚期而有此认识，实属不易，只是少年所习及时代工具所限，未能有更深入的体会，也是很无奈的事。五、不以善书为贵。宋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 一四二《集古录-唐辨石钟山记》云：“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所以有：“余常与蔡君 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所以，欧阳修推重蔡襄，自有他的深意所在！上述第一、二两点使毛笔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产量的增加，同时要适应下层群体，价格自然要降得很底，无形中就会压缩制笔工艺流程，以经济耐用为尚，这样才能 战领市场。其结果是大量地用羊毫制无心枣核笔，制笔的粗疏以至有些笔粗糙不能用，对传统制笔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至使三副散卓笔遂渐退出历史舞台，受冲击最 大的就是宣城诸葛高笔，这似乎是大势所趋，也只能妥协。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枣心者。”关于诸葛氏有心散 卓笔，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闻诸唐季时有名士，就宣帅求诸葛氏笔，而诸葛氏知其有书名，乃持右军笔二枝乞与，其人不 乐。宣帅再索，则以十枝去，复报不入用。诸葛氏惧，因请宣帅一观其书札，乃曰：‘似此特常笔与之耳，前两枝非右军不能用也。’是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 固不弱，所以流传将七百年。关于右军笔制，于韦仲将《笔墨方》可见一斑，其云：先于发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秽毛讫，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