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校风和传统.docVIP

抗大的校风和传统 任何知名大学或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大学，都有反映自己本质特征的校风和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是如此。 一、延安抗大的校风 1937年初，延安抗大建立不久，毛泽东就为之确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锻炼革命青年的熔炉。抗大学员的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如罗荣桓、罗瑞卿、陈赓、谭政、王树声等，他们是我军的中流砥柱;二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一部分骨干力量;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而在知识青年中，来源广泛，主要有如下众多方面:第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流亡学生，如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第二，北平、天津流亡学生，如北平大学彭友金、郭奇等。袁世凯的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因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与封建家庭决裂，化名艾地，离开北平来到抗大二分校学习，后来加入共产党。第三.来自其他地方的青年。第四，文化界的进步青年，如电影演员吕班、田方，剧作家欧阳山尊，作曲家贺绿订、吕骥，文化人张平、汪洋等。第五，母女相约、姐妹相约、夫妻相约来抗大，如革命烈士孙炳文(朱德好友)的夫人任锐和她的女儿孙维世(这是母女同学);陈赓的夫人傅涯和她的妹妹傅英、弟弟博桑(这是姐妹、姐弟同学);上海演剧队的文化人林寒流和他的妻子凌霞(这是夫妻同学)。第六，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如东北军中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和张学良秘书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五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明德、儿媳罗兰;晋系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国民党南京中央宪兵学校学员周湘帆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黄烈等。第七，爱国华侨，如福建集美中学华侨学生林有声、白刃等。第八，赴海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如翟默然、霍丁、杨宪吾、黄鼎等。其中黄鼎乃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第九，外国的革命青年，如越南的洪水，朝鲜的任信虎(任过抗大五分校的教育长)、郑律成(谱写了《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军歌》等作品)、日本反战同盟的吉田太郎等人(多为战俘) 抗大学员虽成分复杂，但由于理想相同，因而能够团结一致，使抗大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抗大的团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干群之间亲密无间。抗大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副校长罗瑞卿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大家在一起操练、打球、谈心，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罗头”。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是干部的贴心人，从不发脾气、训人，对人坚持耐心地说服教育，人们称他为“老妈妈”。校领导从不搞特殊化，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其次，教职学员之间情同手足。再次，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相互学习。“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是他们的愿望和目标。第四，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第五，军政、军民关系紧密、协调。抗大不仅培养军队干部，而且经常根据实际需要短期培训地方干部，有时还组织工作队配合地方开展工作。 战争环境下的抗大，虽然经常处于流动和变动之中，但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党中央为办好抗大，制定了正确的办学方针、政策，提出了具体的任务。1938年，抗大领导又制定了《抗大组织条令》，进一步明确规定抗大的性质、任务以及具体的课程和教学方法。 平时，抗大有严格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有一整套的思想工作方法，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全校教职学员都能按着这些规定办事。就是在战时或迁移途中，广大干部和学员也是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行军途中，各团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两周年的宣言、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样做，虽然有此紧张，但大家赚到收获很大，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持久抗战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在抗大学习的不仅有平民后代，也有中央领导子女。那些“高干”学员从不以出身好而傲视别人。领导同志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严格要求。1938年10月，朱德总司令利用参加六届三中全会的休息时间，到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看望学员。在听取了指导员雷钦关于学员队情况的汇报之后，还顺便看望了在这个队学习的大儿子朱琦。他把儿子带到雷钦面前，对雷钦说:“你不要认为他是我朱老总的儿子，不敢管。你这个指导员对他的学习、生活各方面要管的严格一些。”雷钦向总司令汇报说:“朱琦同志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请您放心!”朱老总临走时，再三勉励儿子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好上前线。 抗大领导对教职学员认真贯彻赏罚分明的原则，这也是抗大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1938年4月，当时任抗大第一大队的政委的胡耀邦，在本大队发起了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革命竞赛活动。同年6月，教育